政策建议

一、必须充分认识到本次世界经济放缓、通货膨胀抬头并不是单纯次贷危机与大宗商品上涨带来的短期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表现，因此，中国必定将在中期范围内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挑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从中期角度进行相应统筹。

1）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全面调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战略定位和工具选择， 将贸易冲突以及国际宏观政策冲突等因素作为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必须考虑的核心要素之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求国际意识和利益冲突意识。

2）高度重视国际资本异样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在加强投机性资本流入管制的基础上，防止出现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度逆转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可能。

3）重新认识中国在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强化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防止单边调整带来的巨大宏观经济风险，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体系进行汇率协调和资本监管协调，要求美国等中心国家承担必要的国际货币和国际资本协调义务，发挥中国在国际金融协调中重要作用。

4）积极推动国际大宗商品协调机制的建设，从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两个层面展开相应的国际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干预，使中国价格治理具有开放视野和国际方法。

二、基于产出缺口快速逆转、三大产业和三大需求同步出现增速下降、宏观经济调整顺周期效应十分明显以及结构性价格上涨没有明显恶化等原因，2008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总体上应当对双紧政策进行调整，以防止中国经济重新步入以往“短期小幅回落引领中期加速性衰退”的顺周期调整模式。

1）防止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目前“不平衡发展战略”以及外需适度下调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过程中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政策的力度，适当回调部分产业出口退税率或进口关税，同时应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对贸易带来的“阀值效应”冲击。

2）密切重视产业利润下滑、投资瓶颈产业重现、灾害重建带来的需求创造效应具有加速递减的特性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反向调整等现象，避免投资出现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双双下降的大幅下挫局面，尤其要重视房地产市场因资金链断裂所出现的崩盘的可能，投资紧缩政策应当进行适度调整，适度进行信贷结构调整。

3）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继续坚持以数量型格局调整为主的策略，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汇率的世界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积极地进行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协调应当是中国货币当局的核心任务之一。

4）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积极操作的定位，改变年初从紧的政策取向，适度扩大支出的规模。

三、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所具有的国际输入型特征超越传统的“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分析框架，传统的价格治理模式不仅无法在短期解除通货膨胀的威胁，反而会在价格管制中妨碍合理的相对价格释放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化。中国价格治理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在加大国际协调、进行必要的国家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干预的基础上，展开国内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

1、正确认识食品价格冲击在中国历次通货膨胀时期的作用，高度重视食品价格在“紧平衡”条件下的“超调”特性，在加强国际粮食价格协调的基础上，采取粮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强化粮食生产的投入，进一步加强粮食自给战略的地位。

2、中国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具有十分深厚的内在结构变动基础，不能简单采取价格管制模式进行治理，而宜采取价格释放和价格疏导相结合的方法。能源价格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结构转型在中期的必然选择，也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中期选择。有步骤地部分放开能源价格不仅不会对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全局性的影响，反而会有效解除瓶颈产业的约束，消除瓶颈产业存在所带来的价格形成机制扭曲的问题。

3、近期不宜进行人民币加速升值，中国名义汇率的调整取决于国际利率和汇率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因素不宜成为汇率政策的目标函数。

4、中国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时，必须控制工资水平上涨的幅度，劳动工资形成机制不宜在短期内全面展开。

5、不要希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对这种价格上涨带来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国单独承担全球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成本，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行持续的紧缩。（东海证券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合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