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鸡、短信中奖及其他
在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其他博彩形式。
传统的非法博彩游戏主要是一些娱乐场所和电子游戏厅使用电子游戏机进行的赌博游戏,如麻将机、推牌机、水果机、赌马机、百家乐转盘机等等。
在民间,历来有利用动物打斗进行博彩的传统。如河南开封市民间直到现在还有斗鸡的传统,其中很多场合下都带有彩金。此外像郑州市还发生过斗狗的事件,北京市也曾查处过利用斗蟋蟀进行赌博的案件。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利用现代化的网络和通讯手段进行博彩已经成为商家进行营销和赚取利润的重要手段,其形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手段当属短信博彩。
例如某游戏商家曾经推出带有4000点的游戏卡,要求玩家以发短信的方法进行抽奖,短信的资费为0.5元/条,中奖者可免费获得游戏卡。
更普遍的短信中奖活动当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举办的带有互动性质的娱乐节目。由于带有价格不菲、数量可观的奖品,或者获得与心中的偶像见面的机会,一般都能吸引大量观众参与。
近年来登峰造极的短信参与节目获得奖品的活动,当属2005年的超级女生的评选。根据粗略的估计,整个活动下来,短信发布量应在5000万条以上。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进行沟通的手段和方式将会越来越先进,而博彩的形式和手段也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预计视频博彩、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网络博彩和以3G手机为平台的手机博彩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三大热点。
发展博彩业:宜“疏”也宜“堵”
世界彩票协会章程开篇第一句话就说:“人类对于博彩的喜爱历史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长。”
我们十分清楚,博彩并不能直接增加社会财富,而仅仅是一种休闲娱乐游戏,只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博彩业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依据,这就是人类的天性和心理需求。世界博彩业的发展历史证明,它的发展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规范发展。
作为一种产业,博彩业在社会经济系统中起码有三大功能。第一,社会调节功能。博彩可以满足社会公众的巨大心理需求,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活动产品,是社会公众业余生活的调节器。 第二,它具有慈善功能。博彩业利用人们的博弈心理可以筹集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发展社会公益事业。这是博彩业的正面效应和存在的道德依据。同时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博彩的负面效应。 第三,增加税收和就业功能。发展博彩业最终会增加税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政府和社会也借此取得相应的回报。
但是,全面放开博彩业,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一旦让社会生活染上了“赌瘾”,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风险会在另一方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因此,博彩业发展的量与度是政府决策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私彩”为何屡禁不止
发展国家正规博彩业必须要面对非法的博彩活动。
近十几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打击“赌球”、利用地下“六合彩”等“私彩”进行赌博的专项治理活动,但一段时间后“私彩”总会冒出来,而且声势不弱。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私彩”,以往考虑打击的多,研究综合治理的少;考虑短期效果的多,考虑长期效应的少;结果只是治标不治本,不能对“私彩”造成致命打击。
博彩业的治理和规范必须通过综合治理方能治本。事实已经证明光靠“堵”是不可能成功的,应该尝试在“堵”的同时进行疏导,“堵”不如“疏”,应当“疏”、“堵”结合,综合治理。
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非法博彩的存在说明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博彩产品市场。当正规的博彩市场不能提供足够丰富的博彩产品时,非法博彩的需求就自然会产生。
我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私彩”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私彩”比“公彩”更易中奖,而且形式更为灵活。
因此,对于非法博彩的对策,政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以“疏”为主,大力发展公益彩票。我们完全可以将“公彩”的游戏品种和返奖率设置得更灵活一些,比如,可以适当提高返奖率,同时也可以考虑适时突破最高奖金为500万元的限制。总之,应该用发达而规范的国家彩票市场的建立来彻底解决“私彩”问题。
第二,以“堵”为辅,政府必须加大打击“私彩”的力度。应该实行更切实有效的严厉惩罚措施。无论是卖“私彩”的人还是为卖“私彩”提供保护的人,获取利益是他们共同的出发点。我们的惩罚措施如果能让他们在从事这种非法活动时倾家荡产,得不偿失,遏制非法博彩的难题便有望迎刃而解。
第三,政府加大对博彩的正面引导和对“私彩”危害性的宣传,让公众认清“私彩”的本质和危害。同时还要尽量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正常娱乐方式,创造更多的致富途径。
博彩业要发展但不能开放
根据我们粗略的估计,全国每年用于博彩的资金约在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约占GDP的2.5%左右。这个数字表明,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博彩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和彩票界不断热议开放中国的博彩业问题,有的学者甚至建议可以公开开设赌场、开放赛马等等。与此同时,国际博彩界对中国博彩的发展也给以了极高的关注,千方百计地试图渗入国内的博彩市场,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例如,前不久公安部破获的“非法私彩”第一案,就是一个由某国外博彩公司幕后操纵的非法“彩票缩水”营销体系,该案涉案金额达1.7亿元,收缴赃款250多万元,涉及全国数十个省市,仅长春一地就有数千人参与。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了游离于国家彩票之外的二次开奖体系,严重干扰了国家彩票的发行。
我们赞同发展中国的博彩业,但是我们不赞同开放中国的博彩业。博彩业的规范发展必须以国家公益彩票的名义来进行。
历史的经验和国际博彩业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博彩业的发展必须由政府来主导,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否则便会陷入混乱。
实际上,由于近几年中国公益彩票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非法博彩的泛滥势头。例如,有证据表明,“3D”等赔率型彩票的热销使得很多地区的赌博现象有所减少;再如,“中福在线”数百家视频游戏厅的设立也满足了部分公众休闲的需求。
博彩市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必须由国家来主导,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市场的特征。因此,我们在坚持国家彩票主导博彩业的同时,也完全可以考虑用市场的机制来促进中国博彩业的发展。比如,彩票机构可以开发更多的游戏品种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博彩需求。至于国内民间资本和民营公司是否可以参与博彩业的运营,我们认为只要是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及国家彩票机构可控制的条件下,也可以进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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