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问诊报告文学

作为上世纪中后叶新兴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历经了独领风骚的高峰，诞生了大批揭秘历史、关注现实、直指世道人心的传世之作，培养了一批优秀作家，同时也遭遇了时代变迁与文学势微。报告文学还因为成为一些利益的附庸引发争议，甚至有人发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已经死了”的断言。

报告文学死了吗？与这一断言形成反差的是，报告文学作家活得有滋有味，报告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报告文学的“近亲”——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等文体应运而生。报告文学没有死，但报告文学已经变性了，分化了。一部分报告文学正向更丰厚深沉，更讲究写作艺术的方向努力，一部分则在利益的驱动下成为简单的报告而非文学。文体的变革有必然性，但也有自觉性。人民日报《文化圆桌》，特邀李炳银、胡平、陈祖芬三位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研究的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角度，对报告文学的现状、未来及命运作一些思考。——编 者

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认为虽然创作很努力，但问题非常突出——

文体独立需要思想张力

作为一种和社会的现实生活相联系的文学体裁，不少报告文学却依然深情地在努力接近和表达着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和感受。在很多文学创作现象表明作家在人为地疏离社会生活现实，缺乏必要的社会参与建设热情的文化环境中，报告文学这样的表现甚至是有些让人感动的。

近些年来，在先后出现的大量报告文学作品中，不凡精品之作。像何建明的《生命第一》、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徐剑的《冰冷血热》等反映2008年抗震救灾和抗击冰雪灾害内容的作品、像李春雷的《木棉花开》、王宏甲的《休息的革命》、刘卫兵的《回望二十年》等报告30年改革开放历史辉煌的作品，其它题材的作品如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王旭烽的《家国书》、李鸣生的《千古一梦》、禹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党益民的《守望天山》、李青松的《一种精神》、杨守松的《昆曲之路》、徐江善的《末路疯狂》等作品，都各自在十分个性的题材表达上表现出色。

但是，提起报告文学创作来，时常能够听到人们不满足的声音。这种不满足感觉的由来，主要是报告文学创作本身还不够抢眼，但也同人们因为各种原因接触阅读稀少有关。我对报告文学也有不满足的感觉，但我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成绩不妄自菲薄。

也许，现实总是和人们的愿望有距离。对于现实的报告文学创作也是这样。在如今这个社会变化剧烈，矛盾冲突繁复，信息交流广泛，人们渴望更真更快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时代背景下，报告文学应该是最适宜表达和表现社会人生的文学体裁形式。可是，在可能成就辉煌的时候，报告文学却没有表现出强势的个性影响，这就十分令人遗憾和惋惜！

有人偏颇地认为，报告文学就是一种文字传播，是一种被动消极的对于事实的靠近和描述。所以，将报告文学人为机械地纳入到宣传和纪实的运作过程中，使报告文学成为简单的政治符号和利益的附庸。其实，报告文学是作家作为独立的个体对于现实社会生活对象的选择和文学表达，从根本上来说，是作家社会眼光认识判断的个性表达。

因此，报告文学精彩作品的稀少，正是因为报告文学与人们的现实关注点的偏离，是作家在纷纭的现实社会矛盾现象面前把握的盲目和无力。报告文学如果缺少了对于现实社会深层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参与影响，只是在社会生活的表面现象和简单的史性复归上运行，或是只是到历史的积存中去寻找发现一点有趣有味的内容，既是偏离自己本身个性目标的表现，也很难有自己的现实社会影响和地位。

有人将当代文学的萎靡现状根源归结为科学和技术的强烈影响，这也许有一点合理性。但是，造成如今文学肤浅、低迷和平庸的最重要原因，是当前的作家缺少知识分子独立自我的生活感受和表达坚持，思想干枯，精神委顿，行动乏力，只满足于在世俗、古旧和无聊琐碎的虚浮现象中舞蹈。没有了思想上的哲学追求，没有了对崇高的渴望，没有了对大美的探求，文学还能够靠什么来吸引读者！报告文学创作更应该是社会生活的瞭望者，是针砭时弊的良医，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是新大陆的发现者。可是，如今的好多作家恰恰缺失了这些能力，自然也就很难有大的作为。

值得关注的问题还在于，报告文学创作的规律是有其分明的个性要求的，例如作家的创作自由，必要的采访条件和费用保证，劳动付出和收益的平衡失调，因为稍有不慎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等等。这些都在从不同的方面限制和影响着报告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但是，正如前所述，报告文学是当今这个纷纭的时代里最有条件和力量能动地参与社会变革和文明发展的文学。报告文学创作虽然现实低迷，但其发展的潜力和前景令人期待！

文学评论家胡平认为作为一种文体，报告文学——

拓展生存空间源自艺术把握

说报告文学死了，有点吓人。一个文学品种，活着不容易，死了就容易吗？只要它有生存的理由。

几大文学门类中，报告文学属于很容易遭人非议的一类，没有人说小说死了，甚至没什么人说诗歌死了，但有人说报告文学死了。

报告文学有不少好作品，言说者视而不见，是因为它们被委屈地淹没在烂作品的海洋中。更委屈的是好的诗歌，它们还不能像有些报告文学那样改编为电视剧和专题片。

报告文学和春晚有相似之处，一旦以歌舞升平为一统标准，离我们提倡的三贴近就远了。歌舞对于晚会还有它的理由，因为可以欢乐，可以娱乐至死；对于报告文学就差得多，因为文学总要有点思想。

报告文学面临一种生机也是死机，就是部分社会对它的需求。文体上，它适宜展现地区或行业若干年间取得的辉煌业绩，这就给报告文学带来时代的机遇。这是好事，并由此已经接续产生过若干重要作品。但危险在于这种对业绩的表彰如果占去创作的比例太显著，就会影响人们对报告文学的整体观感。应该看到，这类作品可不是没有读者没有意义，它们的主要读者是特定群体，即本地区本行业的人们，这类作品会让他们感动振奋，不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力难以扩展到大众社会。

报告文学同样面临写什么的问题。表扬稿不是不可以写，吕雷、赵洪的报告文学《国运——南方记事》就是表扬在广东改革开放进程中建立卓越功绩的若干先驱人物，他们的事迹不写怎么会有那么多读者了解？作者是尽量实事求是地写，写出了先驱人物经历的重重矛盾，写出了作者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思索。在表扬抗灾斗争英雄事迹的作品中，何建明《生命第一》、李鸣生《震中在人心》何以能获得较大影响？光从书题上，也可以看出作家对处理的题材有较深入的认识。

所以，表扬要看怎么表扬，有表扬就要有批判，有作者的独立思考。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此，矛盾的客观世界本来如此。纯粹的表扬稿从来不是文学作品，甚至从来没有产生过想象中的宣传效果。可惜，有那么一批从无主见也无才情的作者，以占据重大题材为最终目的，靠重大题材的声名掩盖自己的无趣，在一个接一个地毁灭着重大题材。当然，也威胁着报告文学自身的声名。

报告文学作家也应该是思想家，相比小说家还更容易思想一些。我欣赏钱钢《唐山大地震》、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陈启文《南方冰雪报告》、王树增《解放战争》、张胜友《珠江——东方的觉醒》、杨黎光《中山路》等作品。这些作品没有一件是投机风格的作者愿意涉足或能够涉猎的，要搜集多少东西不说，需要在脑海里布下一个如何庞大的思想阵营，运用多少理念和智慧，就令人望而生畏。作者并不能随心所欲，但尽了力，人们记住了他们陈述的事实，接受了他们的观点。那些观点影响过我们，就够了。仅重复现成观念的作品是不能影响我们的。

报告文学还有一种死法死在艺术上。谈艺术也许大了，干脆简单点，可以死在语言上。

让人想不通的是，现在大量文本使用的是新华体，就是说，和早间新闻使用的语言差不多。不要说形象和色彩，连个形容词和活跃的动词都罕见，使你看不出文学和报告的区别。这表明作者不是文学家，或者在肆意轻慢和糊弄这种文体。报告文学的艺术问题并不是一个比起小说散文诗歌就简单许多的问题，内里还是有很多讲究。譬如，我欣赏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作者发现了独特的题材，为收购旧年间巴金与一位无名女作者的七封通信费尽周折，获得之后，反复研究、琢磨，精心结构，把一件从未为世人所知的琐事写得风生水起、波澜起伏，耐人寻味，语言上也色彩缤纷，就堪称是从写什么到怎样写都很典范的作品。

报告文学死了不少，如天遇大旱，枯黄了一片。但是，也很有些作品长得茁壮，碧绿而富于勃勃生机，那可能就是具有更开阔的生存环境的纪实文学。

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认为一名以现实为观照对象的作家——

记录时代首先要关注时代

报告文学的“火”，有其历史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永远都在说形势大好，但那是失语的失声的时代。进入上世纪80年代，火山爆发出来。然而不知找谁诉说。于是，一篇报告文学可能作者收到几百封来信，被写的人也收到几百封来信。文学承担政治、民政、司法等等，虽然是非物质的。总有人觉得如今的报告文学不如当初，我想可千万不要再有那种“当初”，那是用10年的不堪铺就的，还是希望让那鼎盛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上世纪80年代真是一个解冻的春天，苏醒，萌发，我也蠢蠢你也欲动。1980年我在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工作，一墙之隔的那边是人民日报社。当时我的邻居有冤案叫我帮忙写材料，我写的材料被有关方面退了回来，说这不是材料。我也不知道我写的算什么，从意识流到诗到相声，什么都在文字里，尤其蒙太奇用得多，来回几十年地跳跃。我把这“四不像”放到人民日报社收发室，交给一位叫刘虔的文艺部编辑，心想反正和刘虔只见过一次，如果他觉得这东西不能发，那我就一锤子买卖躲起来再也不见他了。我记得那天是9月23日，因为我太记得24日上午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文艺部都看了，要放在国庆发。

作为一种文体，报告文学是什么？我开始不知道，后来不想知道。我写了三座城市，别人又说这是报告文学，其实那都是几十篇或十几篇散文的连续剧。我近十几年写的大体是散文。可是老有人介绍我是报告文学作家。我读铁凝的散文集有感而发写下文字，旁人是又要称之为报告文学的。建国60周年前夕我写下一篇联想，又是作为报告文学发的。

于是便老有人问我都读过谁的报告文学，我说我只在很早读过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报告文学。但是我倒一直到处跑，我的文章是用脚写的。而且我喜欢了解各种资讯，看各种报纸杂志。我常常开着电视机看报，每天看十几、二十来份，此外还要看一些作家不大眷顾的刊物书籍，譬如地产商的《万科》，譬如《周末》，譬如《北京青年周刊》，譬如关于芭蕾、关于音乐剧、关于服装设计、关于美术装帧，还要关注摄影、关注卡通、关注玩具、关注洋娃娃。

我的爱好多到变成正业，爱好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这个时代太丰富了，写不过来。我也开始写长篇小说，但是我最关注的总还是我们亲爱的时代。

可以说，一个作家如果对自己生活的时代都不热爱也不了解，那还有什么资格记录这个时代。

有人说现在是“哥时代”。哥时代的人，享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地球变小，世界变大，文学么，说小也小，说大也大。报告文学的命运也是这样。我想起张和平《不见不散》的歌词：“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对于报告文学，我有没有前生约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