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先生近照（2009年7月） 摄影 裴正 

　　　杨母徐剑若租住的是中央大学罗家伦的房子。她本反对儿子与洋人结婚，但与戴乃迭相处一段时日后，觉得戴乃迭通情达理，十分贤惠，便接纳了。罗家伦爱才，听说杨宪益要到西南联大，便动员他们到中央大学教书。杨母担心儿子到昆明后的安全，也希望他们留下。他们夫妇被分在中大柏溪分校。初回中国，杨宪益夫妇很不适应，杨宪益仍按自己的行事风格处世，“经常毫无禁忌地对学生谈论任何政治问题，因此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分子。”杨宪益在自传中如是说。一次有学生问戴乃迭对三青团的看法。戴乃迭直率地说，她从来不喜欢这一类组织，因为这使她想起纳粹的盖世太保。这话传到学校当局耳中，当时的英语系主任张沅长（罗家伦内弟）怀疑她是英国共产党的特务。“要不，一个英国的年轻漂亮的女郎，决不会下嫁给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国穷知识分子的。”学校当局乘他们夫妇上课的当儿，多次秘密搜查他们的住所。

　　第二年夏天，学校拒聘戴乃迭。戴乃迭晚年在她未完成的自传里说：“数年之后，已经解放了，中央大学迁回南京，更名为南京大学。学校里发现一张黑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下面还有小注——‘英国共产党员’。这让我的同事们又是惊讶，又觉得好笑。”（1950年前后戴乃迭在南京大学执教）

　　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戴乃迭以及杨的大妹妹杨敏如与罗沛霖在重庆同时举行婚礼，中大校长罗家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杨敏如是南开教师）为两对新人证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留英派）是戴乃迭父亲庚款基金会的同事（同为理事），也被邀请。婚后不久，杭立武宴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同席者都是国民党高官：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夫人宋蔼龄、国防部长何应钦夫妇以及美驻华大使夫妇。“我们俩是席中唯一的没有官方身份的人。”席间，杭立武表示希望杨宪益加入国民党。杨宪益说：“‘君子不党’，这是孔子的话，所以我不加入。”婉拒。

　　婚后，戴乃迭与杨宪益应贵阳师院之邀去教书。贵阳地处边远，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差。不久，戴乃迭有了身孕，母亲塞琳娜要她到成都分娩，介绍她到齐鲁大学执教，校长是塞琳娜的朋友。戴乃迭到成都后，齐鲁大学校长易人，原聘书作废，不得不去条件更艰苦、薪金更微薄的光华大学。儿子是1942年8月出生的，杨宪益为其取名“烨”，有光辉灿烂、明盛美茂的意思。杨烨的出生，给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无奈工资低物价贵，日子过得相当拮据。戴乃迭初为人母，不会带孩子。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乃迭不会抱孩子，就老把孩子这么夹着，嘴里叼着烟卷，可怜啦，那小孩像一个小狗一样，是趴着睡觉的。那两年，他们夫妇为了生计，带着幼小的儿子坐拉货的“黄鱼车”在川滇公路上倒腾了七八次之多，杨宪益还当了一次有惊无险的人质。直至1943年秋，经卢冀野（卢前）介绍到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生活才有转机。杨宪益、戴乃迭联手，历时3年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走翻译之路这一选择，改变了他们后半生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