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朱教授，据您对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紧密观察，您发现中美双方在对议题的准备上有什么差异没有？

朱锋：

我觉得当然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各自的关注点当然是有差异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很大程度上关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扩大内需来进一步加强对美国产品的采购等等。中国关注的是，比如说我们希望美国给中国平等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以及希望美国能够有效地保持中国在美的美元资产的安全等等。

第二个很重要的差别，我相信还是在双方对于这样的战略对话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我恐怕要说，我觉得美国可能比中国更急，更具有迫切性，因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提出了绿色经济减排，包括无核化世界和军控，以及来解决我们说目前这一系列的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的三大议题的政策主见需要中国的积极配合。

第三个差别我觉得还是体现在，政府官员和整个支撑团队，对于这样一个战略对话的机制，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一种完全的准备好了，来迫使对手来做实质性的让步，还是利用这样一个机制来传达声音，或者说只是在两个高层的团队之间，首先建立某种我们所熟悉或者认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的差异肯定是明显的。

主持人：

好，谢谢朱教授。

岩松，我今天看了有一篇评论说，相比于尼克松时期，中美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成熟了很多，我就在想成熟表现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说它是表现在这一次高官的级别高了，而且对话机制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觉得双方之间的成熟更表现在双方之间是不是有互信。你看，和尼克松时候相比，我们的敌意消失了，但是我们的猜忌还是在的。

白岩松：

我觉得成熟最重要的标志是，双方即使存在很多很多问题，但是都能在通过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不影响双方去寻找更大的合作和继续向前走，我觉得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就像成年人的交往，都知道朋友之间有什么样的缺点，但是缺点不会成为破坏我们友谊的障碍，反而会比如说帮助你改善缺点，或者说对你提出要求。

我觉得还有一句话可能要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话是一个重点，如果要是谈判的话，谈判的需求是什么？讨价还价，对话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聆听。所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我觉得即使面对未来，就像这次有很多的记者觉得不过瘾，包括也有美国国内，包括中国国内也都会说，能上头条的东西太少，实质性的，你得给我出台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其实这里具体的很多，但是的确，一下子那么具体的又不是很多，我觉得恰恰代表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意义所在，面向未来，当它合并了之后，升格了之后，更多的是聆听和讨论方向，和达成协议性的框架，解决具体的问题，中美两国现在每年有几十个双边之间的这样的对话机制，那是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场所。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不把需这个词当成贬义词的话，将来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该关注的是更战略性的、更虚一点的双方的聆听，最后达成协议、明确方向。

主持人：

今天我们在关注的是中美之间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样的一个机制是从几年前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演变而来的，我们接下来就不妨回顾一下，这几年来中美议题设置的变化。

(播放短片)

解说：

仅仅从名称来看，此次中美对话机制，和小布什时期相比，只是在战略经济间多加了一个字，但多方人士都认为，一字之差的背后，中美对话机制从内容和意义上都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中美战略对话定期在中美间轮流举行，自2005年第一次举办至今已举行六次，中美战略对话主要是两国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而更为引人关注的对话机制则是随后一年，中美双方在经济领域启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对话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也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中美经济主管官员的交流活动。

回顾前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都是前三次双方讨论的焦点，美方也试图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方施压，并试图进一步指导中国如何改革金融业，开放市场。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8年6月17日-18日举行，人民币汇率问题仍然是双方难以回避的焦点。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在会前就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人民币仍需进一步升值，人民币汇率弹性仍需增强。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针锋相对地回应，正是美元贬值，造成包括原油在内的基本商品价格上涨，进而推动中国通货膨胀，美元贬值才是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的罪魁祸首，并暗示人民币不会大幅升值，这样的回应让外界感受到中美双方博弈中攻防形势的转变。《纽约时报》就撰文指出，中国人开始大声指责美国人没有管好自己的经济，这样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则源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金融企业危机开始显现，加上通货膨胀水平走高，全球经济都面临着下滑的危险。

与此前的历次对话不同，美国时任财长保尔森不再敦促人民币加速升值，而代之以更为实际的市场开放问题。而半年后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拉开了大幕，这也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以及美国政府即将换届这两大背景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次重要对话。此次对话中，虽然汇率问题再次被美方提及，但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环境能源合作，加强双边投资保护，还是成了核心议题。

2008年12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这样写到，回溯到2006年，这一对话机制更多是围绕美国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方面给中国补课。在本轮对话于周五结束前，连保尔森自己都承认，美国这个老师本身也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

主持人：

这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双方都是带着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来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孙立坚教授，听听他的分析。孙教授您好。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你好。

主持人：

这一次中美之间，您认为达成最大的共识是什么？

孙立坚：

我想亮点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摆脱这场在全球经济互相互补结构非常密切的框架下面，摆脱危机需要我们双方共同的共识与合作，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寻找接下来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新的增长点，也需要我们双方之间密切地合作，所以这两点可以讲是一个亮点。

怎么讲是摆脱危机需要这个合作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的诉求，就是今天美国最最制约经济复苏的是金融体系的稳定，流露美国金融体系的国际资金的稳定，中国是对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所以中国能够持续对美国这样一个在资金上的支持，是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诉求。

另外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今天美国拿出有效的解救市场的方案，能够保证我们前期所积累的巨大的对美元的外汇储备。

另外一点，能够通过美国经济的复苏，缓解我们今天出口非常急剧下降的压力。所以双方面都希望通过合作以后，能够让自己的经济摆脱危机。

另外，寻找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次我们看到，合作的备忘录在能源环境这些，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的方向，美国为什么非常看重新能源这些环境的技术呢？美国想维护它自己这样一个霸主的地位，真正地摆脱危机，它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能够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增长点，成为新的火车头，这个愿望需要中国能够配合实现。也就是说今天新能源只是技术，只是想法，但是如何转变为产品，如何通过产品来创造财富，需要中国巨大的制造能力来帮忙，也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为美国带来巨大的财富，所以这点当中美国有这样的诉求。

中国方面也看到，新能源的合作和环境的合作是摆脱中国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两高一资”，就是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消耗的这一种低端的生产方式，也想摆脱我们一直以来的加工贸易的生产方式，所以想通过新一轮跟美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在技术的第一个环节，在第二个生产的环节，甚至第三个销售的环节和最后财富管理的环节，都有中国应有的这样一个渗透的地位，包括人民币的话语权，我想这个方面，在这次中美战略对话当中找到了交集，形成了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