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主席顾秀莲诠释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 -- 中国发展门户网

白岩松：2004年全国妇联对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全国妇联等五个部门的242位决策者进行了名为高层决策者对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调查研究，242位决策者当中，副部级以上有9人，正局级87人，副局级146人，层次非常高，结果不到45%的人认识到男女平等的国策地位，还不到一半，55%选择了男女平等是一项重要举措或一项公共政策，就是没纳入到国策的高度。28%的人认为一项政策不会给男女两性带来不公正的后果，您看到这样数据时是什么反应？

顾秀莲：看到这样数据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做工作，我觉得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不如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还有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资源保护的基本国策，我认为计划生育保护，环境保护非常深入人心，男女平等的国策还不够深入人心，有的时候我到省里出差，我问起来什么叫基本国策，男女平等，大家说好像没听过。另外我到中央党校去讲课，当时中央党校也是都是领导层，有省一级的，有地委一级的，市一级的，有个地委书记跟我讲，他说都不知道有个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呢，我也不怪他们，妇联工作的人对这个国策特别重视，但我们需要加强宣传。

白岩松：从领导，决策者这样的群体，如果对男女平等的国策认识程度不够，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顾秀莲：带来的后果，就是不可能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我觉得领导层要很好认识到这一点，制定计划或发展规划的时候，把妇女事业的发展放进去，也就是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目标要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纲要，这样就很起作用。所以我说抓要抓谁呢？要抓决策者。

白岩松：您强调男女平等是在尊重性别的不同和差异的前提下来实现男女平等，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顾秀莲：因为男女本身在心理、生理、健康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大煤矿里边，下去挖煤的时候，女性也有去的，也有工程师之类的，但是毕竟她跟男性有性别上的差异，体力上的差异，所以我说，男女平等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另外根据不同的工种，不同的行业来很好地使用。所以我个人认为，首先是要重视，第二是要区别对待，第三要实事求是发挥女性的特长和优势。

在最新一期的FORBES杂志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被评为世界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引人关注。

在我国，女性官员的动向升迁一直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7月1日，原司法部副部长吴爱英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成为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中惟一的女性正部长。

3月28日，时任央行行长助理的胡晓炼，从多位热门人选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新一任掌门人，年仅47岁。

今年1月，未满50岁的宋秀岩正式出任青海省省长，成为各省中唯一的女省长、最年轻的省长。

从众多女性官员的升迁浪潮来看，女性从政的传统特色正被或多或少地打破。

白岩松：这本书，是世界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中国副总理吴仪，您36岁成为副部级干部，40多岁已经成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女省长，大家以此觉得女性从政好像挺光明。

顾秀莲：吴仪同志评上世界第二，我非常骄傲，但是从广义上来说我觉得还不够，现在我们在人大的代表只占了20.24%，北欧有的是45%了，我们整个决策层的参政里面来说，女性正职的比较少，副职的比较多。当然这几年也采取了很大的措施，国家很关心，比方说省部级的女同志，省长、副省长一级的女性现在有134名，占了10.3%，男的还占了89.7%，接近90%，所以还要努力，还要奋斗。

白岩松：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的主任李慧英教授，《世界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里援引了吴仪副总理说过的话，比如“小女子豁出去了”，“小女子有泪不轻弹”，“从男人堆里干出来的小女子”，从妇女参政的角度，怎么理解吴仪副总理的这句话？

李慧英：吴仪在中央党校讲话常常用这句话来说，我觉得吴仪这样讲话实际上带有某种调侃，另外也是对现实的正视。在这个社会当中，尽管男女平等已经讲了很多年，但是从深层看，其实男人、女人的位置和决策是不一样的，男人一般是主导的一个角色，而女人常常是辅助性的角色，常常我们说相夫教子，女性应该是很柔弱，男性应该很刚强，这样的话对女性实际上有一种定位，吴仪自称小女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再仅仅说她自己了，我觉得她在说对女性的定位，她自己实际上对这种传统定位有很大的反叛，有一种挑战在里边。

白岩松：“从男人堆里爬出来”，在传统的概念中，好像从政更多是男性的概念，女性想突破是不是非常困难的过程？

李慧英：说参政是男人的事情，这一点我倒觉得，如果从历史上来看，这和人为制度的规定是有关系的，那时候皇帝的儿子才能当皇帝，女人就不能参政，所以女人从这里排斥出去了，所以它自然就是一个男性的世界，我们解放之后女性参政的途径应该是多的，但是毕竟看到更多的男性是在这个领域里边，这里边我举一个例子，河南现在有一个京华公司的女的董事长刘志华，她过去在一个村里边，她经过好几年把村里搞得非常富裕，可是当问起她怎么走上这个岗位的时候，她说那个村里在选举的时候，先把所有的村里的男性全选了一遍，都不干，说这村简直没法干，简直太穷，太没法干，这时候才最后考虑到，刘志华是妇女主任，叫她试一试，所以这样刘志华才走出来了，才能显示她的才干，由此就可以看到，女性在人们的观念当中，往往这种定式在起作用，就使一些出色的女性其实也更少有机会能够展示她，男人在缺位的情况下刘志华出来了。

白岩松：现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这是妇联的调查，317位女市长分管文教卫生的占50%以上，分管经济的只有15%，可近来，司法部长是吴爱英，外汇管理局的局长是胡晓恋，青海省省长宋秀岩，这都是正职，是重要的岗位，从您自身的经验来看，想要干好，想脱颖而出，得做到什么？

顾秀莲：我说自己要自强不息，要进行奋斗，各方面的学识知识也要够得上，因为你要去担任这个工作，你就要适应这个工作需要，比方做省长，你就要很了解经济，要了解社会、政治各方面你都得掌握这个知识很重要，所以我们妇联提出个口号，叫做妇女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我们德才兼备干上去的妇女还是有不少的，现在也非常需要在选拔的时候，要有同等待遇，而且我还觉得刚才说了，我们整个比例还比较少，在领导上，比方说用人的单位吧，同等条件下的要给予优先。否则的话还是上不去。

白岩松：您的爱人是著名数学家，他是当贤内助还是在家里是怎么支持您？

顾秀莲：我们俩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们有一个座右铭，叫做在一生中能不能争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白岩松：您跟爱人怎么能做到这点，人家数学方面成就也很大，您的成就也很大。

顾秀莲：事业上互相支持和勉励，生活上互相地关照，我在部长的岗位，但到了家里就是妻子、母亲，是老人的媳妇，在这些关系上就把它都处好。我们两家的老人都特别支持我，给我带孩子，看我的儿子，这些都非常好。我的爱人也很支持我，比方我有了进步，他也鼓励。

白岩松：数学家做饭呢还是部长做饭？

顾秀莲：我们俩都做饭，他做的比我多，为什么？他做的饭比我做得好吃。

6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这是该法实施13年来进行的第一次修改。修正案(草案)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将“性骚扰”这个泊来词写进我国法律。

性骚扰问题最早由美国提出，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用立法的形式把性骚扰的概念加以确定，并在反歧视法案中，把性骚扰作为一种性别歧视，明令禁止。

近年来，性骚扰也是我国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个问题。北京曾有一项调查显示，有76%的女性认为自己遭遇过性骚扰，而选择诉诸法律的却不到4%，因为什么是性骚扰？如何进行取证等问题，是摆在女性面前既现实又尖锐的问题。

男代表认为受骚扰的不仅是女性。

一方面是女性权益受到侵害的现实，一方面是男性也不堪性骚扰的趋势，禁止性骚扰，是否能最终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

白岩松：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巫昌祯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是否最后会把性骚扰列入这部法律当中？

巫昌祯：性骚扰可以说难度比较大，现在争论还比较激烈，因为首先提出来，男性提出来了，对妇女法规定对妇女不能性骚扰，男的可以不可以呢？现在好多男的，家属给我写信，我的丈夫受到骚扰，你怎么办，怎么处理，所以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但是我认为性骚扰放到妇女法里边还是可以的，作为一条，作为完整的立法，现在还不行，没有现实性。但是作为一条，表达一下对妇女人生权利的关怀，是必需的，因为现在实际生活里面，妇女受到骚扰现象越来越突出，因为像我们对企业多元化了，有民营的，有乡镇企业，还有国营的，还有私营的，所以老板形形色色，有的法律意识很差，有的水平也比较差，所以发生的频率比较高，而且有的统计也说明这个问题。来妇联信访的也有，所以什么叫性骚扰呢？这是个新名词，这是一个外来语，国际用语，是90年代才进入我们中国，这次妇女法第一次进入法律，性骚扰进入法律，家庭暴力已经进入了法律，婚姻法已经有了，我们对妇女不能家庭暴力，性骚扰也是对妇女不能进行骚扰，所以这个性骚扰的概念现在各方面都争论很大，但有着共同点，性骚扰就是一种行为，性的色彩比较浓，是一种隐讳行为，这个行为有三个内容，行动上就是抚摸、搂抱、亲吻，这是行动上的，第二是语言上的，有下流的语言和表情，表情也可以算，第三就是暴露自己的不应该暴露的部分，当众把衣服脱了，把裤子脱了等等，来挑逗伤害对方，使对方感到不安，感到愤怒，感到人格受到侮辱，这种行为。所以在国外美国就是说不受欢迎的行为，不一定国外起码规定违法，非法行为，是应该禁止的，但有些国家，像加拿大、法国规定为犯罪，叫妨害分化罪。美国也有一个道德上的犯罪，台湾也有分化罪，我们过去有流氓罪，类似这样的，流氓罪取消了，改成侮辱妇女罪，就是特别把这个罪取消，因为流氓太广泛了，打架斗殴，寻衅闹事都算流氓，范围太广了，所以这次把性骚扰放在妇女法里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白岩松：但是实施的时候，怎么界定这个是骚扰呢，会不会因为很难实施，即使写进法律其实也是一纸白条而已？

巫昌祯：我觉得你这个不用担心，我们每次法律公布以后，都有解释，司法有司法解释，法院对性骚扰的解释我们有解释，比如双方恋爱，那是自愿的，不存在，或者双方调情的也不在此内，你也愿意，我也愿意，必须对方不同意，违背对方的意愿进行骚扰，那才是性骚扰，而且情节比较突出的，性骚扰的问题就是不留痕迹，看不见、摸不着，将来取证比较难，我们想些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想些办法，或者说比如说在用人单位，现在用人单位是最主要的，单位可以设施上可以采取一些先进设施，透明度高一点，都是玻璃的，领导的屋子都是玻璃窗，别人一看都看得见，你想搞小动作不行，大家监督。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制定本单位的规则、守则、纪律，如果这样做了，就受到什么处理，这是第二条。第三点，我们对女性要多一点防范心理，看到哪位上级对你不怀好意，你要多加防范，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心里总想点办法，有了一次了，有了两次了，怎么办呢？或者我个人看吧，你带录音机也好，把这话录下来，也可以证明一下，或者在国外就有这种情况，受到骚扰了，受到暴力了，可以到投诉站、避难所去倾诉，他记录在案，有记录，也可以作为证据，就是推定，所以各种办法可以想，我想性骚扰如果在法律规定了以后，我们证据学专家、刑法专家他会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我们法院也会探讨这个问题，大家不要担心，但这个问题的前途还是有点困惑，是不是能够采纳，还是一个疑问，作为我们专家还是应该规定，这是我的看法。

白岩松：大姐，您支持写进去吗？

顾秀莲：我也支持写进去，巫教授讲的问题，就在实践过程中再去落实，起码给大家一个看法，就是性骚扰是不对的。

白岩松：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当中，引人注目的是家庭暴力这个主题，全国妇联有一组调查数据，16%的女性承认被自己的配偶动手打过，同时98%的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打老婆，反对的人特别多，但现实比例中又存在，似乎是一个矛盾。

顾秀莲：我看法是这样，法律上首先规定禁止家庭暴力，暴力不同的形势，比方是有的是打骂，有的是精神的施暴，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制定法律执行的条例，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我们给予必要的制裁。

白岩松：全国妇联维权部的袁虹在做维权工作的时候，您接触到的跟家庭暴力有关的事情多吗？

袁虹：从我们全国31个省区市妇联每年30万件的来信来访案件的数据来显示，就是其中一半以上的问题是属于婚姻家庭问题，在这个婚姻家庭问题当中，主要问题是家庭暴力问题，它的投诉量和它的所占的比例都是逐年在上升的。现在这个投诉量增加，我觉得跟女性的法律素质和维权意识增强是分不开的，

白岩松：最近影视作品陆续展现另外一种家庭暴力，可能不是动手，但是一种精神暴力，这种现状是什么样的？

袁虹：它是这样的，也是从我们每年的来访统计数据来看，实际上身体暴力的投诉量是在增多的，而且暴力的恶劣程度也是不断在上升的，同时精神暴力在家庭暴力这个投诉量当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白岩松：我注意到一个数字，9.2%的男性承认被自己的配偶动手打过，并且被施以精神暴力的可能性也有，方刚是一位老师，他的理论是，“男人不解放，两性将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您的意见是什么？

方刚：我们在这里谈男性解放的时候实际上主要就讲男性也成为一种传统的男尊女卑的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的结构当然能解放出来，他其实跟妇女解放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追求那种两性平等，反对传统的社会性别模式的刻板化的塑造，包括要唤醒男性那种社会性别决策意识，意识到当男性在歧视女性、压迫女性的时候，男性其实自己，他的心里也受着伤害，所以把同样是两相不平等的一个受害者。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男性解放的概念当中，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家暴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在西方有一个男性运动其中有一支就是白丝带运动，最早在加拿大开始的，他就是男性组织起来，反对实行家暴，反对男性对女性实施的家暴，在我国好像前几年也成立过这样一些小组，但是没有具体地开展一些活动。实际上这也是从各个角度，等于说和女性的解放实际上是异曲同工，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共同致力于这样的一个两相平等的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女性解放她要反对那种男性的特权，那种两性的不平等，但是如果单纯是女性一方面来做这个事情，来反对，而男性却在捍卫，却反对女性这样的一个努力，那么这样一个努力可能就会很艰难，只有两性的共同携手，都意识到这个不平等对于两性都有伤害，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女平等才会更好地实现。

顾秀莲：是，我很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两性的问题，女性对男性有正确的认识，而男性对女性也有正确的认识，我从来这样想，就是说我们妇女的解放和男性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男性如果认识到就是性别的重要，两性的重要，因为两性才能和谐发展，单一性是不行的，我很赞成，就是男性要很好地认识女性她的特有的特点，她的特长，她所处的位置是什么，而且女性也得认识男性，他的特长是什么，他的优势是什么，这样互相一借鉴，我们组织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

白岩松：200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布一个数据，2002年北京市的离婚总数是38756对，当年的结婚对数为76136对，由此计算离婚率高达50.90%，结婚两对离婚一对。第二，一年平均每天不到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北京的离婚率已经成为全国最高。另外深圳有一项调查表明，现在的离婚诉讼70%到80%是女性主动提出的，这是说从积极的方面，女性越来越作主了；还是从消极的方面，她受到的委屈太多？请教一下作家王海瓴，《牵手》还是《中国式离婚》的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个数字？

王海瓴：我觉得是积极的，首先是婚姻法简化了手续，而且把婚姻我觉得它这个婚姻法之所以简化是来自于民众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就是还婚姻以本质，它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单位的、邻居的，左邻右舍的，我觉得体现了一种人性关怀，当然我在这里说并不是说鼓励离婚，而是说你在结婚的时候要选对，这个挺重要的，选错了，当断立刻就断。70%和80%是女性提出离婚，这个我觉得分三点，但是最重要一点是女性的经济地位的提高，我如果离了你我都不能活了，那么我的情感上、奢侈品，我不能要奢侈了，我得委曲求全，跟着你活着，我饭都吃不上了，我干嘛呀，我得跟着你活，首先她经济上要独立。还有第二点，女性对感情比男性要挑剔一些，追求完美一些，男的他可以不要感情，不要家庭，他只要事业上成功，女的要挑剔，她不能忍受，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女性的独立生活能力要强，男性是刚性的化，女性是韧性的，就是说男性怕孤独，男性宁可有一个烂家维持着，也不愿意像个孤魂野鬼那样自己游荡着吧，但是后两点是果而有之，就是人性决定的，最重要的是第一点，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说女性她的经济地位的提高，我离了你我照活，我干嘛跟你一块遭罪，我宁肯我哪怕少活一点，我要追求感情的一种完美，哪怕我宁肯不要，我觉得主要是这点。

白岩松：去年《中国式离婚》非常火爆，从今天的主题来说，您点到哪个点上？

王海瓴：我在《中国式离婚》里边，就是说很多你关注或者你读者吧对我提出了很多的质疑，认为我是在替男性说话，但是我现在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在生活当中的弱势群体是女性，还是女性，但是在舆论上的弱势群体是男性，就是说一旦婚姻出现了问题，男的有花心，男的有问题，男的有暴力，就是说有某种程度上的偏颇，不够实事求是，

顾秀莲：从人生组成家庭来讲，它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说在谈恋爱的时候，在找对象的时候，要特别慎重，不是说我今天谈谈半年了，结婚就结婚吧，然后说不行了，离婚就离婚吧，我说这样做太草率，因为两个人结合是有着感情的结合，是事业的结合，也是未来等于要生育第二代吧，也是未来对民族发展的结合，因为我们民族是繁衍的，因为一个家庭里是两个责任，事业的责任，另外还有家庭，还有繁衍后代的责任，所以你有这么多的重大的责任，因此对于婚姻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你需要认真对待，这是我的看法。如果你结婚以后，要千方百计，形成一个美满的家庭，这个家庭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家庭的幸福，也有利于老人的幸福和孩子们的发展，不是说你离婚的手续松了，好像方便了，放宽了，你说我就可以随便了，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对生活不严肃、不负责的态度，我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

白岩松：年轻人当中有一些新的家庭观，女性家庭观，有很多人，甚至是高学历，研究生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怎么看待这句话？

顾秀莲：我的看待是这样，一个女性吧，我们全国妇联其实提倡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因为你既然是一个女性，你要体现自己的尊严，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我讲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时候，我现在自己体会了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决策层要关心我们，第二个就是法律和政策层面要关心我们，要制定法律来保障妇女的权益，第三个我们妇联要做好协助政府的工作，同时我们广大的妇女，我希望广大的妇女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作为一个女人，我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我要体现自己的尊严，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另外我还要抓住机会、机遇，机遇要平等，另外责任要平等，对社会要有责任，所以我觉得要从这个方面来考虑问题。

白岩松：还有女性提出，甚至是学历很高的女性说，我希望成为家庭主妇，彻底回到家庭当中去。

顾秀莲：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的，我们觉得如果妇女她要有一个地位，她必须要有自己的职业，有自己的事业，当然有的女性她比方说我愿意回到家里去，我也不反对，因为这是她自己的自由，她要回到家里去，但是就整体来讲，我认为一个人既然在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就得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向往，是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你说现在我也听说了，他们说你说那么多干什么，有的就想回家，所以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讲，你政策上不能制定回家的问题，但只有她个人需要回家的问题，是她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因为你看我们五六亿人，这么多家庭，大家各个家庭都有他的特殊的环境和条件，怎么样，我觉得不能让个别的、少数的来代替全局的、大众的。

过去十年，伴随国家、社会、家庭对妇女发展问题的重视，妇女教育取得了突出的进步。1989年，全国妇联开始实施“春蕾计划”，通过开办“春蕾女童班”和“春蕾小学”，资助失学、辍学女童继续学业。

顾秀莲：到现在为止大概我们一共集资了六亿多，帮助这些农村的孩子，已经帮助了150万。

1996年全国妇联又设立了“春蕾计划实用技术培训专项基金”，专门用于加强女童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她们脱贫致富、自力更生建设家乡的本领。尽管保障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已经写进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顾秀莲：“因为今天的女孩就是明天的母亲，如果女孩她的素质不高，今后她的后代繁衍的时候，就牵扯到民族问题。”

白岩松：我们现场有两位其实跟过去的十几年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两位朋友，一位叫宋晓英，一位叫王芳，可能好多人知道希望工程，相对来说也有一些人知道春蕾计划，但是知道春蕾计划的不如知道希望工程那么多，但是您给我们讲讲，它使你受了什么益？

宋晓英：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现在是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老师，以前是辽宁省丹东市一个贫困儿童，我是一个孤儿，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小在一个敬老院里面长大的，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高中毕业，当时也是因为贫困考上了一所大学，但是我实在没有钱去，春蕾计划当时是在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办了首个春蕾大专班，当时我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所以在这四年里，我接受了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培养，也受到了妇联和儿基会的帮助，所以现在让我有了一技之长，也让自己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

白岩松：工作几年了？

宋晓英：工作现在不到一年。

白岩松：王芳呢？

王芳：我觉得这四年的教育给我最大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意识。

白岩松：你当初是在哪儿？

王芳：我是来自湖北黄冈地区麻城市。我当初也是以500多分超过我们当地本科线的成绩考上大学的时候，特别绝望的时候，得到这个消息，就是说全国妇联的帮助，可以来到北京来学习的时候，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觉得自己是那么一个弱势群体里边小小的一个，也已经得到了那么高层次的关注和帮助，我特别具体，特别真实地感受到那种关怀的时候，我就想，当时在心里边就想，自己首先从我个人的意识这方面想，以后我如果有出息或者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好的发展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帮助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这是我当时那个时候的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么一直立下来了。

白岩松：这么多年您提到了发展问题，现在从妇女工作的角度，面向这一群人，可能经济各方面条件都不是很好的时候，是否再有很多类似春蕾计划在实施？我

顾秀莲：我们调查研究发现了，在农村里还是女孩上学比较困难，比方说我家有两个孩子，肯定男的先去上，女的就不能上，这是陈莫华大姐提议要搞个春蕾计划，当时春蕾计划开始的时候，我们资助一个小孩上小学，那是400多块钱，就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到现在为止大概我们一共儿基会一共集资了六亿多，帮助这些农村的孩子，已经帮助了150万，解决了150万，我们是三个内容，第一个就让他上小学，能够上学，第二个让他学文化技术，如果他有了初中水平，有了文化技能，他就能参加家里的生活，有的能上大学，有的不完全是，我们发现有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了初中一个孩子，他能改变这个家庭的生活面貌，如果是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群的家庭有这么一个孩子，他就能改变这个村子的面貌，所以我们立足于文化教育、技术教育，我们就给她技术培训，培训以后就让她们在农村立住脚了，就发展。这样一来就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本来是在那个很偏僻的农村里，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觉得很有成效以后，现在我们就站住，像她们刚才讲的，她们考取了大学，没钱，我们也资助她们一些，让她们来考这个。所以春蕾计划是我们帮助贫困地区一个方面，学文化、学技术，提高她们的技能，来使得她们丰富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同样我们还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因为在春蕾的教学的那些老师们，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要耐着艰苦，耐着贫困，那些地区进行工作。

白岩松：大姐，您一直说教育好母亲，就能教育好一个民族，今天借这个机会好好地跟我们讲讲。

顾秀莲：这个话最早谁跟我说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津巴布韦的总统，就是最近来访问我们这个总统，我去访问他，原来他会见我是礼节性的，20分钟，可是他跟我谈了以后，大概谈了50分到一个钟头，而且跟我们全代表团照了相，非常热情，为什么？因为总统的夫人就是搞妇女工作的，他对妇女特别了解，他说你们妇女工作特别重要，你们中国的妇女又那么多，我们国家大嘛，那么多，他说教育好了一个母亲，就是教育好了一个民族，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因为你看，母亲嘛，就是女人是富有衍生后代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大沙漠里面，有一个孩子遇到一个野兽，他第一句话他会这样讲，哎呀，我的妈呀，他说他不会讲哎呀我的爹啊，他认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就是母亲的重要，他说他也有研究，觉得那个母亲反而比较成才的人，他就能教育好他的子女和后代，我听了这个话回来以后，我也非常地感动，我说确实是这样，所以后来我觉得他的话也很有哲理，也非常对，因为确实是，后来我也坐下来，我们中国我也近来调研，简单调研，就是凡是比较成才的人，他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妈妈，为什么现在我特别重视女孩的问题，我多说一句，因为今天的女孩就是明天的母亲，如果女孩她的素质不高，今后她的后代繁衍的时候，就牵扯到民族问题，所以我觉得要特别关注女孩的成长，这个是很重要的。

2005 年08 月22 日央视《决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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