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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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惠建:
刚才聂教授发布的是他这个分报告的精华内容。下面请杨光斌教授做分报告的内容发布。
2015-04-15 10:51:09
杨光斌:
谢谢各位专家和媒体界朋友，我的报告是根据分报告的内容稍微又加点自己的想法，叫民主很重要，致治更重要，致治就是让国家得到治理。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将向何处去，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1981年上大学，在我经历的30多年历程中，上大学以来没有哪一次像官方提出一个概念引起媒体、学界如此强烈的呼应，这次应该是一次。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新权威主义大讨论，那个很热，在很大意义上是社会自己的热，可能说到官方心里去了，而这次是官方提出问题，媒体和学界强烈呼应，我们看到已经呼应将近一年半了，这个热度还在持续。我们为什么今天提出国家治理，先看一看中国过去30多年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我觉得在媒体和学术界关注最多的词频就是民主。
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中国民主发生了巨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主的观念上。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人谈民主很简单，就是选举，1979年开始修改《选举法》，当时上大学时我们说无校不选举，很多高校培养了很多选举政治家。1989年选举热告一段落，但是另外一种选举形式出现了，就是90年代的村民自治，这是自发的选举形式。因此从80年代到90年代，人们的民主观念很单一，很简单，民主就是选举。但是在过去十年，中国人的民主观念复杂起来，这个复杂起来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历史上有的，我们正在做的，比如说政协，群众路线等，这些在西方叫协商民主，突然我们有。除了这些以外，自治、分权、法治，这些在西方都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今天中国人今天谈民主，已经不再是单单的选举了，已经是民主形式多元化。中国人偏重实用理性，一方面有目标，另一方面实用，看到我们的世界发生这样的变化之后，民主化以后大概有几类国家：第一类转型不错的，少之又少，韩国是不错的，还有欧盟的几个国家，转型60多个国家当中转型好的大概有5—6个。第二类是国家分裂、内战，这也很多，南斯拉夫，一分为七，苏联，一分为十五，叙利亚内战，乌克兰，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无效治理，这类国家是最多的，包括老牌民主国家，印度等等，新的转型国家，菲律宾，都是无效治理，谈民主的时候他们很骄傲，但是一谈公共治理，政府的服务能力，他们就哑口无言。第四类是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很多国家因为民主陷入困境，比如泰国，世界民主的实践加上中国民主的实践，让中国人变得更理性了。
2015-04-15 10:51:36
杨光斌: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十年为周期，中国都有一种新的或者民主形式的出现，比如80—90年代，80年代以选举为主。十三大报告提出来，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这个概念是什么？在当时不叫协商民主，80年代一方面推动选举民主，另一方面培育协商民主。
进入90年代，第二个春天，在农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怎么办？政治创新往往不是政治中心的创新，往往是边缘省份，比如广西、甘肃，他们搞了一些村民选举，当时农村失序了，税收不上来，秩序也很乱，村民选举。当时按照西方的理论来说先乡镇民主，然后再往上走，结果发现中国不是这么回事。过去十年村民选举衰落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村镇衰落，治理衰落，民主很重要，但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村民选举，但是没有村民自治，一选了事，选一个家族或者几个人去玩游戏，分赃。
2002—2012年，这十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来了就是网络民主，网络是1992年，那时候开放网络需要多大的远见和勇气。我们有这个勇气。没想到十年以后变成了网络民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民主的主体，这是对政府执政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04年党关于提高执政能力的报告当中这样说：三个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人们的利益深刻变化，人们的观念深刻变化。意味着党的执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其实网络民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办？就是党内民主，在党内民主的旗帜之下有很多制度创新，公推公选，很多处级的、副局级的职位都是通过公推公选上来的。
2015-04-15 10:5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