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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
至于你说到中国的一些企业开始走出去，在国外租地或者买地生产农产品，这个情况有，但这只是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比如说还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世界上的几大粮油公司，通常所说的ABCD，他们自己种的地并不多，但是买卖粮食数量非常大。我们还可以到一些粮油的出口国家去设立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厂，帮助当地扩大就业，也把一部分企业的利润和税收留在当地。还可以采取技术和经济的援助措施，帮助他们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供优良农产品品种，发展比较适用的先进技术，帮助当地来增加粮食和油料的生产。
其实促进现在农业生产不太发达的地区增加粮食、油料的生产，并不一定要运回中国，中国也用不了这么多。我们坚信一条，只要有粮食增产潜力的地方能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全球的粮油供给能增加，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所以我想农产品的贸易也好、农业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也好，一定要争取双赢和多赢的格局。
新华社记者:
请问陈主任，当前中国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在改革当中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今后将采取哪些措施进行解决？谢谢。
陈锡文:
刚才唐主任已经介绍到，我想最主要的是体制和投入两方面的问题。从体制角度来看，要促进农业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如果研究成果只是为了去评职称，为了出版著作，实际上对生产的促进就非常有限。当然体制不光是在科研方面，刚才唐主任介绍了，推广方面也有很多体制问题。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稳定具有非常大的支撑作用。在中国，研发资金投入占GDP的比重本身就比较低，而农业的比重更低，所以这次文件着眼建立长效机制，提出要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
但是增加了投入，钱怎么用到刀刃上，还需要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解决了体制和投入问题之后，农业技术的成果是要体现在地里面的，是要靠一家一户的农民去运用的，因此还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素质，让他们能够成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真正的主人，这样才能使农业科研成果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
美联社记者:
我一共有两个问题问陈主任：第一，关于农业的科技问题。在这次文件中提到过中国要进一步提高粮食的产量，不能够继续依赖使用更多的农药和化肥。中国打算推动的是怎样的农业技术，您是否能给出具体的例子？哪些技术能够激发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最大潜力？第二，您提到要巩固大规模的农田以及农业的机械化，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大规模的农田？具体有没有数字？
陈锡文:
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本身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使用不合理可能会带来反作用，所以科学地使用化肥和农药非常重要。
具体的技术有三个大的方面：一、化肥农药的生产者、供给者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能够提供更加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肥和农药。二、是指导农民科学地使用化肥和农药。这几年国家一直在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单位面积上使用化肥减少大致20%左右，并且实现产量增加、效益提高。三、采用新技术，特别是在农业中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生态农业。最经典的例子是中国很多地区所实行的沼气技术，把农作物秸秆、牲畜的粪便集中起来，在沼气池进行集中发酵，既能给农民提供安全、清洁的能源，又增加有机肥来源、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陈锡文:
第二个问题讲到关于农业土地的规模和机械化问题。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户均经营规模应当逐步扩大。在扩大中国农业经营的规模过程中，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中国人多地少，再扩大规模我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到不了像新大陆国家、南北美洲、澳洲这么大的规模，一家一户种上两三万亩地，相当于中国半个乡的地只有一户农民种。当然，中国各地的地区差别非常大，不同地区农业经营规模差异也很大。如果有机会到东北看，例如在黑龙江农垦农场，有的规模可以和美国、加拿大媲美。
总体来说，我们的农业规模一定是一种适度的规模，这个适度就是人地之间的比例关系动态适应。二是土地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一定要建立在农民依法自愿有偿的基础上，不能强制推进。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过程中，我们要更加注重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像刚才唐主任讲到的，一家一户种的地能有十几亩、几十亩就不算小了，一台机器可以为十家、八家甚至几十家、上百户农民服务，机械的耕作规模、服务规模可以是非常大的。因此在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稳定的基础上，怎么去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怎么来提高农业技术的社会化服务水平，是中国农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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