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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
关于转基因的玉米和水稻,据我所知,有关部门并没有批准它可以商业化生产,所以不可能在市场上出现,这是第一。第二,关于农业用工荒的问题,我想至少在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出现。因为一方面虽然进城的农民工数量在不断增加,现在外出农民工大概在1亿6千多万人,所以农村劳动力有所减少。但是另外一方面,农业机械的综合作业水平在不断提高,去年耕种收三个环节的农业机械综合水平达到53.5%,也是历史最高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劳动力。第三,你刚才讲到的土地问题,确实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方方面面都需要使用土地,所以确实有些矛盾。
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保持原有法律政策的稳定以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对于稳定农村的土地政策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出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完成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第二件事是由农业部牵头,开始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第三件事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来研究,提出对土地管理法中涉及到征收农民土地条款的修改。我想这三个工作的推进都会为缓解农村土地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北京电视台记者:
刚才陈主任提到去年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3.5%,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是每年都在提高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些媒体报道说我国目前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是线断网破人散,不知道陈主任您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今后如何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谢谢。
唐仁健: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突出了农业科技创新,尤其突出了农业技术推广。农技推广体系线断网破人散的问题,在前些年确实非常突出。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基层的农技推广、疫病防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出要求之后,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农业的科技贡献率逐年提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过改革发展,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服务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供。去年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到田头指导农民技术推广工作,无论是人数还是力度,应该说都是历史上空前的,也表明了这一点。二是大量的其他服务组织和体系,包括科研院所、农业大学、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其他一些专业性、企业性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也明显加强。
唐仁健:
今年的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农业基层推广体系的能力,主要是两大方面:一、做强主力军,就是经常讲的七站八所。怎么做强有两点:第一,强调条件改善和能力建设。有三个亮点:一是我们讲的“一个衔接两个覆盖”。“一个衔接”是要让基层在岗的农技推广人员工资收入水平与基层事业单位的平均水平相衔接。因为在基层事业单位五大体系中,多年来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资一直是非常低的,平均水平相衔接将极大地激励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两个覆盖”,一个是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今年要覆盖到所有的农业县(市、区、场)。这个覆盖讲的主要是投入财政资金,解决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没有工作经费的问题。一个是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要覆盖全部的乡镇,这个钱是发改委的资金,主要是解决他们的办公条件,比如说房屋、仪器设备、交通工具等等。
唐仁健:
另外一方面,文件强调要转换机制,增强活力。要全面实行人员聘用制度,严格上岗的条件,落实岗位责任等等,不是说你在这个岗位上可以端铁饭碗。推广的效果和条件怎么样,也不像以前主管部门说了算,需要主管部门、乡镇政府、农民三方来考评。
二、做大“方面军”。农业的科研院所、农业的大学、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等,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引导他们开展农技推广。在这方面,激励机制很关键。比如说,在农业的院校、研究机构,今后要实行推广教授、推广型研究员制度。在财税方面,国家将给予相应的支持政策。
金融时报记者:
我有一个问题问陈主任,关于中国粮食的安全问题。中国现在玉米和大豆的进口都有所上升,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国际合作在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工作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看到近年来一些中国的农产品公司加大了在国外项目的力度,比如在阿根廷、俄罗斯、菲律宾,这样的趋势今年是否会继续?
陈锡文:
从总量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5亿7千多万吨的粮食在全球粮食总产量中大概占到22%,而去年中国的总人口在全球总人口中大概占19%。
刚才问到玉米和大豆的进口,玉米的进出口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了,实际上我们利用玉米转化的农产品和农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量比进口的玉米数量要多。大豆的进口这些年来确实有比较大的增长,前年中国大豆进口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达到了5480万吨。去年略有下降,是5260万吨左右。
大豆的进口应该说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一个成功范例。由于气候、技术、品种和运输等方面的原因,近期中国的大豆生产的比较效益比一些主要产国要低。中国的大豆单产水平还比较低,农民种它经济上感觉并不划算,所以适当地增加大豆的进口,把过去种大豆的一部分土地替代出来,生产其他高产、高价值的农产品,对当前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是有利的。这种国际合作,是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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