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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中原:
我们提出“十二五”规划，五年规划的目标还有年度经济增长的目标，首先我要说明是预期目标，不是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概念当中的指令性目标。预期性目标是一种吸收了社会学术界看法的一种预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展望，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就是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预期，不是指令，带有引导性，能不能达到呢？不要求一定达到，预期的意思就是给大家一个奋斗的目标、一个信心。比如2008年、2009年全世界非常悲观的时候，中国提出“保8”，这种信心的感召力是平常提出的7%、8%完全不同的。它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种预期，预期代表着一种信心。当然如果说把目标调低了，是不是信心就没有了，也不是，因为我们希望比较低一些，实际增长肯定会高于它，这种预期也看到了实际情况。因此，当我们把预期目标定的相对低一些的时候，给速度膨胀的欲望适当的降一下温，所以预期带有这种导向性。
许多外国朋友也是这样批评我们，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计划都是失败的，因为你的速度都超了，没有达到你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是预期性、导向性的、信息展示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不是说必须达到的。从这个目标理解我们就可以理解国家定的预期目标和实际目标的差距。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速度能够在合理的区间内，我刚才给大家报告过，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你想把它强行压到潜力之下，那也是一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政府不能强行的压下去，也不能强行的拖上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问题。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
如果预期合理的话，因为我们的计划是7%，但是8-10%，那么我们制定计划的科学性在哪儿？
卢中原:
我刚才跟你说了，预期就是当你经济比较偏低的时候，定一个略高一点的目标，鼓舞大家的信心。当整体经济增长热劲儿比较高的时候，定一个偏低的目标，这是一种导向，希望我们把注意力和资源更多的用到结构调整，比如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方面来，不要再去追求速度，是带有一种导向的作用。所以，我们对速度的科学与否要从预期、导向和间接性的角度理解，不是简单的说实际经济运行与它完全符合就算是成功。
卢中原:
第二个问题，在“十一五”和“十二五”当中并没有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在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结构性调整”，这是最完整的提法。因此，我们对国退民进的争论没有完整的判断，中国的政策从来没有说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温总理在今年三月份“两会”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不存在国退民进的问题，也不存在国进民退的恩问题。我们在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已经定的方针没有变。另外，我们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毫不动摇鼓励、引导、扶持非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我们的基本制度，不会动摇。因此，社会上对国退民进的争论表现在一些领域、一些个案，并不能得出国退民进的结论和我们的政府就要是这种导向。比如刚才提到小型、微型的民营企业抱怨融资困难，这并不是货币政策歧视它，因为货币政策是个总量政策，因为金融体系、银行体系不健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很难迅速传导到民营经济，因此我们要想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儿？我们要疏通资本市场，完善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而不是国退民进的争论所能解决的
卢中原:
在我们金融体系改革当中，我们既定的目标就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包括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这方面的进展一直在往前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我们把地下的高利贷、钱庄浮出水面变成小额贷款公司、不断发展小额贷款抵押担保公司，发展地方性的股份制银行，特别是面向农户和面向小型、微型企业服务的，像农村信用合作社、地方性商业银行等等，在这方面，这些年正在往前推，因为金融风险漏洞很多，我们需要不断地完善。因此，我们说在探索中不断的扩大金融体系，为小微企业服务的渠道。
这是我对您的问题初步的回答，因为如果展开的话会占用很多的时间。
中国日报社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您刚才谈到现在欧债危机困难中国经济不确定的国际因素，我想进一步问一下，如果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话，您觉得中国政府会不会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挽救？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挽救的话，应该如何救？第二，目前银行债务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一些银行也计划通过发行债券或者其他的融资手段。您认为中国银行体系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存在这种潜在的危机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
卢中原:
第二个危机，个人认为还是不存在的，我为什么老愿意用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注意，我们不是政府职能部门，我们讲的都是我们研究的一些看法。因为研究人员往往是个体劳动，都是课题组每个同志负责一部分内容，因此我们习惯用“我个人认为”，请大家谅解。
我们先说欧债危机，欧债危机的演化要做充分的预估。目前一些南欧国家发生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购买这些国家的国债，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困境，这也是我们帮助自己的很重要的举措。此外，我们也要由此来审视自己的国际收支，相关的资本流入，以及相关的主权债务，是不是处于风险可控的状态。特别是“十二五”规划当中，请你们注意一下，在提出主要目标的导语当中提出“主要目标要突出两个衔接”，其中有一个就是要与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大部署相衔接。这句话表明我们对“十二五”这五年之间再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甚至是冲击有了充分的准备了，这种准备就是吸取了2009年的经验，也吸取了现在欧债危机的演化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要相机抉择。
卢中原:
现在国内银行出现了相关问题。我记得前不久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先生已经说了，中国银行压力测试有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我想这表明主管部门正在做这方面的防范工作，这是积极的步骤，这比我们搞研究的说要有力的多。同时从我们研究角度来看，银行的风险控制从微观的角度来说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一方面要满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确实要防范在金融创新当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漏洞，避免可能出现的坏帐、呆账。此外，还应该通过改革帮助地方政府、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有正当的渠道获得融资，这样来帮助银行降低风险。
人民日报记者:
第一，刚才您提到了世界经济存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确实越来越多，这在国际资本市场反映比较强烈。您前面提到了稳物价的目标，就是宏观调控措施也已经初见成效，而大家都知道，今年以来中央一直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现在既然国际经济形势起了变化，控物价的成效基本看到了，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和指向有所调整，因为大家看到了增长的问题有一些凸显出来了，我们国家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对外经济依赖性比较强的一个国家，所以沿海的一些外向型企业困难确实已经比较凸显出来了。第二，房地产市场其实一直也比较微妙，虽然投资没有下很多，但是房价的逐渐回落，有一种僵持的状况，使人产生很多的担心，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想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另外，房地产市场，如果看看像日本、香港的经验，几乎没有“软着陆”，都是“硬着陆”，要么就是涨的很高，要么就是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经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雪上加霜，会不会对中国调整结构带来影响？谢谢。
卢中原:
根据我们现在的分析，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明年中国经济增长还会小幅回调，比今年的增长速度还会继续放慢，但是仍然在合理区间。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在合理区间，同时通货膨胀水平也已经控制在预期目标左右，明年总体物价上涨的压力会比今年有所减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宏观调控基本指向暂时不需要进行大的调整，但同时要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因为宏观调控就是相机抉择，情况一变化，我们就迅速出招，就是一个熨斗，高的时候往下熨熨，低的时候往下拖拖。因此，宏观调控基本走向通常要看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基本走势没有发生逆转，调控基本指向也不会发生大的调整。但是针对性和灵活性，以及预见性，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增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