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记载中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清末、民国时期汉文著作对西藏地方的社会制度也有丰富的记载，客观反映出封建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如陈健夫在１９３７年出版的《西藏问题》中谈到“西藏人民的阶级”时说：“西藏地方大部分有贵族血统家庭，那班贵族们手操大权，有钱有势，同僧侣平分政权，俨然如一特殊阶级。……贵族对于租户是很残忍的，往往是毒打，可怜的那租户总是体无完肤而不敢反抗。”在土地上从事劳动的“农人受地主们的约束，很不自由”。清末宣统三年徐光世、蔡晋成编的《西藏新志》记载：西藏地方“刑法根于藏地之习惯者有四十一条，极为惨酷”，“抢夺劫杀者，不分首从皆处死罪。其法：缚犯人于柱，以炝或箭较射死，否则斫头悬示，或生缚送往蝎子之洞穴使螫之。盗人财物者，监禁其一家，追比倍数，待追完则抉盗者目，劓鼻或断其手足。”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旧西藏存在的是由世俗贵族和僧侣阶级组成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实行的是极端惨酷的刑法，农民没有人身自由，这一切不正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真实写照么？

外国人笔下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晚清及民国有许多外国人进入西藏地方，他们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同样给人们展开一幅落后而萧瑟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景象。英国人埃德蒙·坎德勒在所著《拉萨真面目》一书中记载，当时的西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长期在拉萨生活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他的《西藏志》中写道，“西藏仍在封建时期，其贵族握有大权，势力浩大，贵族与僧侣，共同盘据政府中的重要位置，其财产之巨大，亦不弱于寺院。”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一书中说，“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印度学者拉姆·拉赫尔说，“（旧）西藏的农民，特别是在贵族和寺院的庄园里干活的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农奴。”美国学者多尔施·玛丽·德·弗在《侗登林事例：西藏难民生活以及有关改革的建议》一文中在谈到农奴主利用宗教进行精神控制问题时说，“如果完全从世俗的观点看，这一说法是设想出来的一种最狡猾、最有害的社会控制方式。对普通的藏人来说，接受了这个教义就使他一生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按照‘业’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是奴隶，那不是奴隶主的错，而是奴隶自己的错，因为他们前世肯定犯了什么错误。而奴隶主则是因为前世做了好事，因此这辈子受到奖励。对奴隶来说，如果他想砸碎身上的枷锁，那他来世的命运注定要比今世更坏。”大量的记载无不揭示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