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个人都能当上“房奴”

与林浩杰同样为房贷苦闷的，还有胡君。从2009年11月初刚买房子开始，胡君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财务危机。

今年30岁的胡君，在一家知名证券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做数据分析工作，月收入在1.7万元左右。妻子则在某国有银行营业部上班，每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结婚两年多来，夫妇二人奔波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楼盘中，甚至连通州的新盘也看过了，但越看房价越涨，迟疑间，时间到了2009年6月。

2009年6月起，北京的房价开始突然上涨。从2009年6月至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累计达到了25.3%。而北京的房屋销售价格上涨则远高于此。为了能上班方便专注城市五环内二手房的胡君夫妇，几次都与购房失之交臂。

在胡君工作的西三环附近的证券公司一楼大堂，胡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7月份的时候，他在北京西三环的紫竹院附近看中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主却要求在原有150万房款的基础上再加10万。正犹豫间，房子被人买走。

“越看房心里越慌，希望赶紧买到房结束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胡君面色疲倦。而在11月份市场传出二手房营业税等购房优惠政策将陆续取消的消息之后，胡君决定“赶快买房。”11月初，胡君终于买下了位于东城区和平里东街的和平新城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房价共计200万元。由于是二手房，评估后只能从银行贷到120万左右。胡君夫妻积攒的首付加上胡君父母的积蓄，只能凑够60万。无奈之下，胡君从4个朋友那里每人借了5万，付清了首付80万。

100万元的贷款，按揭年数20年，月均还款7233.71元。再加上胡君向借钱朋友的承诺，20个月陆续还清20万元。胡君月工资1.7万元，全部用于还贷还不够。日常的交通、生活开支等全部靠妻子的5000元工资支撑。为了节省开支，妻子规定每个人每月的零花钱为500元。

“20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要做到接近‘零消费’，不知自己如何能熬过去。”胡君有些恐惧，“原来还自诩自己是‘中产’，现在彻底被一套房子消灭了！”

此前，胡君的生活本来与林浩杰一样潇洒，每个月的月收入一半以上用于消费。

买房后，2010年元旦和春节即将临近，胡君夫妇开始为回不回双方父母的老家哈尔滨过年而争执。胡君认为，现在手头拮据，回去需要花一笔钱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但作为家里独女的妻子，还想回家跟父母团圆。胡君反对说：“至少要花三四千元，今后好几个月的生活费没有了。”

同事看到胡君最近苦闷的样子，纷纷劝解他。“只要买了房，苦也是乐。不是每个人都有当‘房奴’的资格的。如果能买房，我宁愿承受你现在的痛苦。”没有买房的同事正色告诫。

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10月，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16元，同比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但与此相比，北京今年以来涨幅超过50%的楼盘则比比皆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开发说，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是确实的。这种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一个年轻人稍微优秀一点，就被一套房子套走了一生的消费能力。

2009年1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谈到房价时说，“我知道网民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每天上网看到大量网民的意见，甚至很尖锐的批评。”温家宝说，“只要政府有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和政策，使我国的房地产有一个稳定发展的局面，这是可以做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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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者”中产

中国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

本刊记者/庞清辉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提到：日本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消失，约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动，M型社会即将成型。这本书的中文版主编、中信出版社的蒋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情况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的中产阶层似乎还没发展壮大，就有要崩裂的趋势。”

旅美学者薛涌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中产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已经停滞，这是一个化石化的过程，社会的生机会随着中产的消灭而消灭。”

焦虑的中上产

建外SOHO，星巴克。

“别跟我谈中产，中国没有中产。”李想一坐下来就对记者说。

李想，1997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在IBM混到中层，2003年去美国读MBA，2007年回国创业，现在经营一个SP公司，也就是手机内容提供商。李想在东四环边上有一个上下两层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国前给父母买的，现在自己住一层，父母住一层。

在美国的几年生活后，李想一回国，他就和欧美同学会的朋友们筹办了一个基金，支援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有房有车有公司，有坚定的价值观，又有社会责任感，李想是个典型的“中国中产”。

“中产？我快破产了！”年初的风险投资没到账，李想正准备搬出建外SOHO，找个便宜点儿的办公楼。在李想看来，中国即使有中产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江涛由于看好中国未来的3G事业，毅然决然离开美国，回到北京。

生平第一次当老板的李想自嘲很抠门，对公司的每一笔开支，他会用自己最擅长的统计数学仔细算计，必需的设备一定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他的设备，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国产的。李想精打细算、勤俭创业的风格给投资者流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最开始20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顺利到账。“即使是这么精打细算，最开始每个月还是要烧100万人民币。”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员工在一起吃15块钱的快餐，周末和研发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国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来，仿佛时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养大了，把公司连同自己一起卖掉。”但是实在没想到中国的3G产业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处是壁垒，人家吃肉，我们连汤有时候都喝不到一口。”

第二笔风险投资融资失败了。为了让公司生存下去，李想只得裁员，被裁掉的员工一纸诉状把公司告到了法庭。现在的李想，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处理官司，寻找投资。“颈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飞机都要带着自己特制的枕头，要么晚上睡不着觉。”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上个月，李想去韩国和三星手机公司的负责人商谈在三星的裸机里面安装他们通过测试的手机游戏。在韩国的一个月，让李想感受最深的是：韩国的私营企业占有韩国实业资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正好相反。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在中国，像李想一样的年轻人创业，则面临种种制度、金融、创新支持上的壁垒，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规则训练，以及其他种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得到的困难。

对李想来说，如果创业失败，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有时候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李想就会后悔自己选择了创业。当时创办公司的时候，李想一狠心把北辰那套180平米的房子卖掉了，到现在公司成立快3年了，所有盈利全部未分配，因为成立时股东会曾约定，5年之内不分红。

其实公司一直在烧钱，要像养猪一样养着。而当年卖掉的那套房子，已经涨了1.5倍，从每平方米一万三涨到了快三万，如果不卖这套房子去倒腾公司，现在比当时能多赚300万。可是卖掉房子，办了这个公司，辛辛苦苦3年一分钱没赚着，这是他爸妈最不理解的事。“中国的中小企业真艰难，早知道，还不如炒房了。”

夜色已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李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创业失败，我将选择回美国做职业经理人，也许那个时候，我才会是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