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局长启事”早有谋划

记者：“寻局长启事”影响很大，也超出了你的预料，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呢？

吴群：在电信线路水泥杆被撞断之前我就有了成熟的想法，只等着事件的发生，即使没有电信张路水泥杆被撞断，我也会找到其他的事情实施这个创意。

改革开放不仅从经济上振兴了中华民族，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结束了万马齐喑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纵然像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厦，但也会有被污染的时候和出现瑕疵的地方，因此，总得有人去发现它、去擦洗它。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我整天想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内部机制失调或暂时失调的情况下，外部能否产生“震撼性的能量”，迫使内部机制立即恢复功能？为此，我请教了一些法律和媒体界的朋友，他们都认为这很难，因为既要充分表达民意，又要不碰法律框架，还要顾及国情现状，很难平衡。

非常难，但并非不可能，我必须找到平衡点。几经思索，我终于想出了“寻局长启事”的方式。我认为：第一，启事方式能使事件套上法律防撞垫，免于和“大字报”沾边。第二，形式的新奇、幽默能吸引媒体介入，借以表达强烈民意。第三，在幽默搞笑的气氛中完成对不作为官员的舆论威慑，更是一种让强烈民愤的软着陆，非常符合中国国情。

记者：看来，你的“寻局长启事”可以说是早有“预谋”，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吴群：是的。“电信线路水泥杆”只是一个切入口。写这个启事时我也曾考虑：我的创意是寻找局长，是行政官员，以求震撼效果，但电信是企业单位，尽管有等级相同者，却没有真正的“局长”。于是，我只能将错就错，照寻不误，只是加了一句“谁是局长，局长在哪里？”细心的读者都会看得出其锋芒所指——决不仅是针对此事件的本身。

记者：就像你自己说的，“寻局长启事”决不仅仅是针对毁坏的电信线路水泥杆，而是有更深的内涵。

吴群：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考虑，在“寻局长启事”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里，我又有了更多的想法。

对“电线杆”事件的本身，确实是立竿见影，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能否从中得到某种感悟并进行良性互动，以求达到标本兼治。这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我策划“寻局长启事”的最终目的。

向公仆灌输“敬畏之心”

记者：你在介绍自己的情况时说，你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普通的工商个体户，最高学历仅是高中。从世俗的观点看，你似乎很让人不解：为何你如此热心社会公共事务？又为何能够创意出“寻局长启事”？

吴群：确实有很多人会质疑我的出发点，甚至会质疑我的能力，这很正常。但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关注时事政治，“文革”结束前还因为在村里的墙上写“农家愁”三个大字而遭批斗，要不是父亲给工作队干部塞了几包烟，很可能我就有牢狱之灾了。

我的家乡文昌市铺前镇中台村是著名的侨乡，村中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很多都是有识之士，对我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影响。

1997年开始经营小家电商场后，我更加热心时事，1998年甚至开始搞起了农村社会调查。此后，我曾将《当前农村的经济状况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应有作为》一文寄给文昌市主要领导，但没有回音。我还曾将《重点学校为什么办成贵族学校》一文寄给海南省教育厅。我甚至还曾将自己写的讽刺一些官员的小品剧本《买电视》寄给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多年来的经历使我明白，一个普通老百姓要想参政议政，要想影响社会的进程，如果不另辟蹊径，真的会难于上青天。

记者：即使你另辟蹊径，创意出“寻局长启事”，在很多人看来，也只是一次个体性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影响力也会渐渐消失。

吴群：“寻局长启事”确实是个体性的事件，在媒体介入、互联网热烈讨论之后，我也发现，官员素质问题最终的解决还是要靠制度本身。人咬狗的事发生多了，同样会失去新闻价值，如渠道不畅还会“寻官”不止，并且越寻越难。产生“轰动效应”的“寻官启事”只能当作“心脏起搏器”，只能在非常情况下使用，正常的肌体，还得靠自身的功能去新陈代谢。

记者：由此可见，“寻局长启事”确实是你深思熟虑之后的创意，不仅考虑到了方式，也考虑到了效果。

吴群：我创意“寻局长启事”的初衷也确实是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希望通过制造一次“民意威慑”给公仆们强制灌输“敬畏之心”，让他们时刻记住头上三尺有青天，加深党纪国法的意识，让他们懂得怎样“为人官表”。也就是说让体制外的“震动效应”达到体制内的警钟长鸣！

第二，对草根阶层而言，我希望以这种创意来鼓动和“教唆”他们积极参政议政，自觉担负国民责任。如果每个公民都冲破传统思想的牢笼，在自身依法的同时对执法者进行监督，这才是民主法治的艳阳天。视群众利益为小事如形成官场恶习，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政权根基，就会引起强烈民怨，制造社会对立。

记者：这两个目的要实现，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但显而易见，你的“寻局长启事”为实现这两个目的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吴群：确实如此，我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草根阶层”发挥智慧积极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尽自己一分心，出自己一分力。毕竟，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我们的社会不但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而且也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当然，我个人也有反省和体会，在行使公民权力的同时也将主动履行义务，自我提升素质，参政议政时会考虑到国情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对这个社会大厦，我是一个擦洗者，决不是破坏者。(记者 任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