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白领

几天前，一则号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在这个标准中，包括各城市物价水平、居住成本、交通成本、城市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共分七档。香港以月入18500元高居榜首，上海月入5350元和北京月入5000元各居榜眼和探花。

该方案一出，立即引起各方争议，赞同的、批评的一应俱全。随后，社科院澄清这个标准划分并非官方公布。其实，涉及到这类与身份有些瓜葛的收入标准划分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今年十七大报告中的一句“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无疑让关于中等收入的讨论更加火热。

上海浦东大道与福山路的交叉路口上，一对从安徽来的农民工夫妇正趁着夜色推出了卖小吃的摊位，虽然他们没有卫生许可证，也没有营业执照，但是来此点菜吃饭的人却是不少，因为价格很便宜，味道也不错。每天从傍晚六七点出摊，次日两三点收摊，生意好的时候每晚可有五六百元，孬的时候可有二三百元的营业额，利润率大约在30%，每个月约有三四千元的收入，除掉房租、伙食等费用，夫妇俩有2000元左右的纯收入，虽然在上海这点收入算不上什么，但是在老家安徽蚌埠，却已经是中等以上的收入了。

而来此吃饭的，除了一些与摊主同是外来打工的人之外，也不乏那些从附近高档写字楼走出来的看起来是衣着光鲜的人。不过仔细了解下来，按照社科院的上述标准，很可能那些从写字楼走出来的人不如这些摊主更称得上“白领”，因为安徽蚌埠的白领标准估计不会超过月收入2000元。不过，要实现十七大报告里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要占全民多数，无疑，这些农民工和白领都应该成为和将成为“中等收入者”。

标准之争

“什么是中等收入者，它的标准如何，一直存在争论，尤其是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东部省份的中等收入可能到了西部就是高收入，西部的中等收入到了东部就只够得上低收入标准。”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顾问、社会结构变迁与分层研究中心主任王开玉一直有这样的疑惑。

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曾将中国的中等收入者年收入定为2.5万元~3万元，家庭年收入为7.5万元~10万元。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国的标准，此前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过《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截至2003年6月底，我国城市家庭财产户均总值22.83万元，其中有48.5%的被调查家庭财产在15万元~30万元之间，倘若以30万元为定义中等收入者的标准，我国中等收入者人数大约超过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

但是，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家庭的财产是由动产和不动产折成钱计算，并不代表老百姓手头就有这些钱。而参照国际标准，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时，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多数居民就已处在中等收入者行列。按此标准，我国的恩格尔系数是低于这一标准的。

不过，最后还是由国家统计局定调。家庭年收入6万到20万元定义为“中等收入者”，按照我国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个人年收入超过2万元就可能成为“中等收入者”。

在上周六，清华大学的一场名为“十七大后的中国经济——“2007年第三季度经济形势讨论会”上，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郑新立就说：“随着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到2020年，我国年收入超过6万元的中等收入家庭将达到55%，最终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宏伟目标。”

郑新立还表示，从今年到2020年的14年时间，只要城乡居民收入保持目前年均增长7%的水平，扣除价格因素，到2020年，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上的可以达到55%，“其中城镇家庭可以达到78%，农村家庭可以达到30%，有2%的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元以上”。

未来农民工

“13年后的生活，我们应该要比现在过得好得多吧。”上述摆摊的农民工夫妇如是说，他们掂量了一下自己目前的收入，快接近6万元的标准了。其实，像他们这样的来沪农民工，可能还有几十万。

“他们就是成为中等收入者中最重要的一群，”王开玉这样告诉记者，“因为农民工首先是农村中的中等收入者，这在2004年我们就意识到了，我现在还坚持这样的观点。”他曾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研究”的主持人，在2005年底出版了一本《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

当时，通过对安徽等地的实地调查，王开玉与他的研究伙伴形成了一个重要结论：农民工的收入在农村处于中等水平，构成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主体。王开玉说：“最初我们以为会是农村中的养殖大户、经营能手之类，但调查下来，发现这群人的比例偏少，还是农民工对农村发展的贡献大，要知道安徽省就有四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是农民工。”

上海500多万的外来农民工中，有将近三成来自安徽。11月6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在对来沪18~36岁青年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样本6053例)后得出，62.4%的青年农民工月收入超过1000元，13.0%的青年农民工超过2000元。其中，63.4%的调查对象认为来沪后家庭收入有所提高。

上海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孙常敏告诉记者：“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比较大，做人口普查难度较大，精确的数据意义也不大，经过抽样调查后的推算，上海有500万~600万农民工，而这群人的平均月收入应该超过1000元。”在他看来，农民工当然的会从农村中的中等收入者成为全民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

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均衡

劳动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在10月初表示，自2004年以来，全国农民工外出务工月平均收入呈稳步增加态势，2006年达到946元，同比增长9.9%。就是说，农民工2006年平均年收入达11352元，相比去年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11759元只相差407元。

虽然农民工这一个群体的收入正在节节攀升，在收入的数字层面，仿佛已经容纳于他们所在的城市。但是，即便有了中等的收入，也要看获得这些收入的代价。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农民工做的是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所以在工资、劳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显不如城市工人，在城市中他们是处于下层的群体。

就在今年初，中国社科院发布《2007农村经济绿皮书》也得出来与王开玉相同的结论：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其平均月收入为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56%。构成农民工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包括收入与消费、住房、健康和就医、劳动时间、社会保障以及权益保护6个方面，共17项指标。根据2006年城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的大部分指标基本上都在城镇居民平均水平一半左右。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标中得分最低的为社会保障指数，平均水平只有0.251。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和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系教授黄黎若莲两位专家2006年12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报告，截至2006年底，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预计未来十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将在1.5亿人以上。

也就是说，未来的3.6亿人里，或许在收入上是可以获得中等的水平，但是在生活质量上却可能走在城市的边缘。在这疑似白领的身份背后，如何让更多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如何让收入和生活质量保持一个均衡，一如郑新立所言，“是眼下需要研究的课题”。（田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