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一家慈善超市,自2004年12月开业以来,所有的运营资金都来自于政府补贴,超市近两年超过10万元的帮困资金,没有一分钱来自慈善捐赠。
慈善超市成为政府超市,这只是目前我国慈善业困境的一个缩影。社会捐赠应当是慈善事业资金的重要来源,但目前国内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团体,捐赠的热情和金额都不高。数字显示,目前全国人均慈善捐款还不足一元。除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和民众慈善意识淡薄等客观因素外,慈善劝
募的形式老套,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进,善款去向不明等慈善业自身问题,也大大制约了慈善的社会动员能力,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捐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捐一次了事”
社会捐赠应当是慈善事业资金的重要来源,但目前国内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团体,捐赠的热情和金额都不高。数字显示,目前全国人均慈善捐款还不足一元。
几乎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慈善事业从业者,都指出目前国内民间私人的慈善捐款实在是少得可怜。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说,有统计显示2002年人均慈善捐赠只有0.92元人民币,纯粹的私人捐赠而且是捐给非盈利机构的全国大概也就是GDP的万分之一;而2003年美国私人捐赠2410亿美元,人均828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和美国相差38倍,但是中国的人均慈善捐款和美国相差7300倍。
即使是在上海这样慈善事业发展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城市,个人慈善捐款的热情依然不高。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统计了从1994年到2004年10年间的捐赠来源,发现单位捐款收入是个人捐款收入的三倍,而在美国,超过八成的慈善捐款都来自于个人捐赠,其余不足20%来源于基金会和公司。2004年,上海社会捐赠(含企业捐赠)人均11.5元,若减去企业捐赠,上海市民人均捐赠仅为1.7元。10年来,参加过慈善捐赠的企业仅占上海登记注册企业总数的1%。
能否持续捐赠,是衡量一个社会组织(主要是企业)慈善意识和捐赠理念的有力指标,如果企业仅仅只是把慈善捐赠视为一种短期投资和一次短暂的交换行为,那么它就必然是非持续性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李骏分析了过去10年中对上海慈善基金会捐款超过五万元的726家社会组织,发现捐赠次数在三次以上的只有43个,仅占总数的5.9%。由此可见,目前大部分社会组织的捐赠行为显然缺乏足够的理念支持,“捐一次了事”的心态较为普遍。
无法感受到奉献的快乐
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往往成为推动慈善项目的死结。今年重庆抗旱期间,许多市民到处打听重庆市慈善总会在什么地方,冒着酷暑乘公交车两三个小时才找到慈善总会去捐款;还有一些公务员,他们也有善心,但天天忙于工作,没有时间专程去捐款。捐赠手段落后和捐赠网点偏少,给有善心的老百姓造成不便。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如今仍然不定期地搞一些募捐活动,但这种传统形式已经在执行中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说,现在单位组织的募捐,让人感到是一项任务而不是献爱心;捐款时大家关心的是领导捐了多少钱,我们都不能比他捐得多,而不是自己到底能为别人做多少贡献;捐款就像刮了一阵风,捐完以后善款的流向就无影无踪了,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到了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中。这样的活动是无法呼唤起大家的慈善意识的。
人均收入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这是影响普通群众慈善捐赠的最主要原因。在采访中许多人反映,如果慈善募捐的方式更加灵活便捷,募捐的目的更加明确,善款的使用更加透明,募捐的过程让人更加感到高尚,那么他们还是愿意尽其所能慷慨解囊的,但现在一些陈旧老套的劝募方式,只会让大家心生反感。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曾经对近600名在过去一年中没有捐过一分钱的上海市民做过调查,在回答自己为何没有捐钱的原因时,56%的受访者选择“自己不富裕”,26%的受访者回答“未获活动信息”,还有11%的受访者选择“不知善款流向”。上海社科院郑乐平副研究员说,这说明慈善事业社会动员能力的不足,以及慈善公益组织的透明度问题。
一边急需慈善一边挥霍过度
慈善捐赠被称作“第三次分配”,在化解社会矛盾、扶助弱势群体和建设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灾民需要救济,有3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需要救助,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关怀。
然而面对巨大的慈善需求,我国富人却少有善举。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80%以上。2003年的100位福布斯中国富豪,七成没上2004年“慈善榜”。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只有1%的企业曾经参与慈善捐赠。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来自内地。截至2004年底,我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元,仅相当于中国同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
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标价1188万元的宾利轿车和法国高档葡萄酒在我国销量最大。许多慈善界人士反映,我国一些富人挥金如土,他们住几千万元洋房,戴上千万元手表,穿上百万元服装,甚至包“二奶”、捧明星、一掷千金地豪赌,却不愿救助穷人。
国企:没有上级命令不能擅自捐款
重庆抗旱募捐期间,国企在政府的要求下捐款7000多万元,高于民企捐款数额,但这是在政府的统一布置下完成的。重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前不久在市国资委要求下捐款200万元。公司党委副书记李华清说,这样的捐赠每年都有,但大部分是在上级单位的指令或要求下进行的,另外公司也自发组织职工捐款。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是一家国企,集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企业平时几乎没什么捐款,只有在市委、市政府号召、市国资委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才捐款。
国企缺乏慈善主动性,主要原因是国企财务制度管理严格,国企老总不像民企老板那样一个人说了算,使用资金须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于国企和民企所有制不同,民企可通过捐赠树形象,国企只能通过商业广告来提高知名度。重庆长江轮船公司总经理王华说,中央国企只有经上级同意才能捐款,否则总经理接受审计时就会遇到麻烦。(季明 张舵 王金涛/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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