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移民”，农民工流动人口第二代，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分割体制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日益扩大的城市边缘人群。跟他们的父辈相比，“小移民”群体有更高的诉求，却也有更多的失落；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也曾屡屡碰壁。在获得城市认同的过程中，这个边缘群体将付出多少复杂的情感、发生多少外人无法体味的故事？他们的心路历程，也将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一部特殊的、但无法回避与忽略的心灵史。

一个极端的警示：来自“小移民”的犯罪呈增多趋势

王林（化名），随父母从安徽来到上海，原来在上海华漕镇的一个机械厂打工，15岁时，因为口角，杀死了同厂的两个成年工人。在上海市少年管教所，记者与他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为什么杀他们呢？”“打工一点意思都没有，厂里除了要我们劳动，什么活动都没有，镇上也没什么意思，只能打打电子游戏，看他们打打牌，生活没什么意思。（杀死的）那两个成年人平时经常打骂我，我越想越生气，就杀了他们。”

记者在上海市少管所采访时得知，在农民工第二代城市移民群体中，有少数人走向极端，犯罪呈增多趋势。上海市少管所教研处主任胡骞骜介绍说，以前上海外省籍青少年犯罪以流窜犯罪为多，最近几年，来上海时间较长的外省籍少年犯罪现象开始出现。经调查发现，这群特殊的少年可以称之为“小移民”——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代城市移民，因为这些小移民的父辈是80年代中末期来上海，并一直生存在上海，在他们站稳脚跟之后，便逐渐扩大生存基础，最终是让仍远在家乡的子女——他们的第二代来到城市，也有的是在上海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根据对83名外省籍未成年犯的随机调查，这些少年来沪时间最长的14年，最短的则有半年，平均来沪时间为6.5年。他们的父母最长的来沪20年，最短的来沪也有3年，平均来沪时间为10.22年。

无法融入城市导致心理偏差

显然，在随着城市化进程日渐庞大的小移民群体中，走向犯罪的属于极少数人，但其原因引人深思。专家学者认为，“小移民”犯罪增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无法获得对城市的“文化认同”。作为城市结构的新生组成部分，他们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融入城市，更在自我认同、生存方式乃至价值观等方面都试图融入这座城市，但屡屡受挫，让这一群体产生较为强烈的不公平感觉，导致了自卑、怨恨、仇富等不良心理。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跟第一代城市移民相比，第二代城市移民的诉求要更高。“他们的父辈是以家乡为参照物的，是一种纵向比较，他们能够在比农村生活条件好的城市生存下来，就满足了。但他们的子女，也就是第二代城市移民并不这么想，他们是以有城市户口的同龄人为参照物的，是一种横向比较。跟父辈相比，他们的不满意度无疑要高得多。他们长年在城市生活，甚至在城市出生，对农村老家根本没有印象，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还是被看做农村人。”

上海少管所理论研究室支部书记王荣祥说：“跟父辈不同的是，第二代移民在城市没有根，农村也没有根，这批人越来越多，融入不到城市，也融入不了老家，而且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社会适应能力差，心理健康状况也差，其中少数人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贫困不会产生犯罪，但是因贫困而产生的不满则可能引发犯罪。”

由于很难融入城市，一些小移民留下了心理创伤。记者采访的一些小移民均表示：命运对他们不公平。上海宝山区安南学校（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庞小梅在一篇题为《我心目中的上海》的作文中写道：“我们外地小朋友的家庭、生活情况和上海小朋友比起来差远了。他们吃得比我们好，住的是几室几厅的楼房，上的是正规学校。而我们呢！吃得比他们差，住的是小房，上的是外地学校。他们上海人瞧不起我们外地来的，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瞧得起！”

小移民的“文化认同”问题亟须解决

专家学者表示，全社会亟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第二代城市移民在逐渐成年的过程中，能够顺利接受主流价值观并融入其中。

上海虹口区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志远认为，现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庞大，像上海有500多万，一些区县的农民工数量与户籍人口已经1∶1了，在300多家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小移民”也有近20万人。跟城市居民相比，这是客观存在阶层摩擦和冲突的两个文化群体，如果不进行文化上的融合，尤其是第二代城市移民的文化融合，将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

专家表示，从小的教育是让一个孩子接受主流价值观的最好途径，但是目前对第二代城市移民进行有效教育非常困难：他们在条件不够完备的打工子弟学校接受学校教育，师资力量尤其是德育力量非常薄弱；家庭教育中，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素质问题，很多人对子女往往只会溺爱或打骂；社会教育——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怨言的小环境中。

上海闵行区外来务工人员已经超过户籍人口，区教育局长柯碧华说，近年来上海采取种种措施，促使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上学，但是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只有小学和初中接纳农民工子女上学，初中毕业了，只能回原籍去上高中，但有些孩子原籍什么亲人都没有了，他怎么回去？只能选择辍学了。”

上海海事大学“三农服务社”社长、大二学生叶峰一年多来一直在浦东新区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担任志愿者，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让农民工子女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他正策划一个活动：打工子弟学校与城市公办学校联谊，让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沟通、交流。“我希望他们对城市多了解一些，我们也可以在价值观方面引导他们一下。”叶峰说。

专家呼吁：必须充分重视第二代城市移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与第一代相比，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更加趋于激进，诉求的简单化、暴力化和突发性将会更加突出，并形成基于贫困的恶性循环。必须重点关注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完善体制外教育模式的管理；关注他们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相应的心理诉求渠道；完善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让他们以平等的身份、平等的心态融入城市。（记者 肖春飞 苑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