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叶廷芳等委员们认为，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人口数量，但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现，要求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方针。这条新闻消息在各大媒体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说明“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是民心所向。然而，以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为代表的“计生官员”旋即回应：“独生子女政策不可动摇！”， 张枫主任认为“一旦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肯定会导致人口快速地增长，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我有点不得其解，我很想知道，难以想象的后果是怎样的？

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要有一个百年大计。人口规模的控制和减少，不能用牺牲一、二代人的办法“速战速决”取得成效。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就如高速行驶的列车，过快过猛的急刹车，会造成颠覆的危险境地。当前，由于过紧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安全等负面效应日益显现。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由于个性缺陷导致的社会发展风险等，有人认为可以通过改革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来予以弥补；人口老龄化的骤然加速，导致劳动力过快萎缩，可以通过技术革新提高效率来予以弥补；国防风险，和平年代当然不缺兵员，因为当兵也是就业。战争是残酷的，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当兵意味选择死亡、选择断绝香火！按照政策生育子女，即使是农村，第一胎生育一个男孩就不能再生育子女，照此，全社会男性公民绝大多数是“单传”，送子参军需要多高的政治觉悟！有人认为，可以用强制国防动员来解决；那么，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调用什么为弥补？最难以让人接受的，莫过于到2020年祖国大地有3000～4000万男性同胞（同龄男性十分之一）找不到对象，那里弄出那么多姑娘？将严重冲击人们的伦理道德防线。

有人说出生性别比比失调与现行政策无关。一个家庭第一胎生下女孩以后，还有一次生育机会。当传统的“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与“不允生育第三个子女”的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什么？理所当然地抓住“生育第二胎”这个难得的机会，设法选择生育一个男孩继承香火，又实现了“儿女双全”的理想组合。现行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的手段已使用多年，但出生性别比却持续偏高。为什么？说明“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依靠‘打击’或‘加强考核’的手段是不够的”，需要从政策层面加以反思。

依靠“打击性别鉴定”来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只能说在理论上可性，而在实践中很难做到。医生从事性别鉴定，一般都是熟人介绍，隐蔽性很强，只要不出现大的鉴定差错，很难引起投诉。俗话说“只要有1%的利润就会有100%的疯狂”。有多少人为了钱不惜贩毒连脑袋都不要，有多少政治觉悟很高、受党培养多年的干部，明知法网恢恢，却铤而走险走向堕落。何况一个普通医生，做一次性别鉴定，既得到了金钱，又做了一次“好事”，保证人家香火不断。

加强对“计生工作的量化考核”来促进“性别比的综合治理”，只能又一次促进计生报表造假。我想说这是专家又打错了算盘。如今的计生考核管理办法，就是在引导人们去造假。你不是要计生率达标吗？你不是要求“连续两年不达标就要否决”吗？那好，今年瞒报当年超生小孩，明年不达标就让它烂个够，明年将这些超生小孩累积集中去报，或者几个单位联合造假，要么一个单位烂到底，保全兄弟单位，后面轮着来承担不达标义务。“治理性别比”也是一样的。如果考核要求“性别比趋向正常”或达到110，很好办。一方面政策规定“第一胎女孩可以安排生二胎”，那么，就默认新生男孩当女孩报，过了今年再说明年；另一方面，数据是人报的；三方面，即使主管部门要核查，也需要基层干部带路，该去谁家、不去谁家还不能控制？实在不行就打招呼让生男孩报女孩的人家关门拒客或外出躲避核查，当事人生了男孩报女孩还可以合法地安排再生一个还有不听招呼的？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不管用什么“关爱女孩”、“利益导向”手段，只要人们渴望“传宗接代”的观念没有根本改变都是徒劳无功的。因此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只有从“独生子女政策”和“一孩半政策”这个源头上进行根本解决。

有人讲，允许普遍生育二个子女，目前我国自然生育第一胎，性别比基本正常，那么如果都生二胎，将来，性别比不更不正常了吗？。每一轮生育基本上50%是女孩，两轮生育下来，纯二女户可能仍25%。我做过推算，即使这25%的人选择生第三胎，考虑社会上存在10～15%的不孕不育夫妻，还有一定数量的“不婚不嫁“或选择“丁克”的人群，只要政策控制得好，不在局部地区超生泛滥，全社会总和生育率完全可以控制在1.9左右。

如果停止“独生子女政策”会不会造成生育泛滥呢？难道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全国的社会总和生育率就会反弹到60~70年代的6.0？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并不是说要全面停止“计划生育”，只是说要回归“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计划生育政策。

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网上公开讨论后，从民意来看，将“独生子女政策”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调整为“奖一、放二、禁三”是符合民意的，能够得到民众的普遍理解和拥护， “奖一”就是继续对选择生育一个子女的家庭进行经济奖励，国家制定政策为独生子女上学、升学、就业及其家庭的社会保障等提供帮助，用“利益导向”鼓励人们选择生育一个子女；“放二”就是对全国不分民族和地区实行同等的国民待遇，普遍允许人们自由选择生育二个子女；“禁三”就是要立法坚决制止生育三个或以上子女。

调整这项政策完全有可能促进民众与政府关系的和谐，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当今的计划生育政策，不管政府多么强调“以人为本、优质服务”，都很难得到民众的信任目光。在民众看来，政府的 “以人为本、优质服务”无非就是要看我怀孕或落实措施没有，好抓我去流产、引产、上环或结扎；无非就是假怀好意，套取人情。诚然，计划生育基础性工作也就是么抓的，不管什么优质服务都是服务于“抓住孕前管理，抓住落实节育措施”，让你超生不下来。

由于当前社会，客观存在10～15%的不孕不育夫妻，这是国家计生委也公开支持的论据，计生委主办的《中国人口报》公开登载过。如此说来，随机抽取100对育龄夫妻，能够生育小孩的只有90～85对，即使这些能够生育的夫妻全部生育两个孩子，只能生育180～170个小孩；假设剩下的10～15对不育夫妻，通过治疗平均生育下来1个小孩，那么这100对育龄夫妻只能够生育190～180个小孩，“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9～1.8。这不正好符合党中央“将低生育水平稳定在1.8左右”的水平上吗？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不婚不嫁“或选择“丁克”的人群，生育率可能还要低于1.9～1.8。因此，即使放开二胎生育，全国的社会总和生育率就会反弹到张枫主任认为的“一旦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肯定会导致人口快速地增长，后果是难以想象的”的后果。

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说“他们那里潮汕地区农村普遍生育三个或以上子女”，这是典型的失职！国家什么时候允许“潮汕地区”生这么多了？“潮汕地区”的超生如此泛滥，为什么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度不见有人因此而落马？显然广东的计划生育工作有改正和加强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将现行工作的漏洞，作为否定对30年前制定的一项政策进行改革的理由。况且，作为官员熟识行政管理事务，却不一定熟识科学理论事务，对专家和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简单地进行否决有失民主风范。

当然，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认可的“潮汕地区”的超生泛滥现象，在全国其它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家计生委公认全国总各生育率达1.7～1.8。从多方面的数据来源分析，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仅仅对工薪阶层、有固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形成了强大的约束力，除此之外想生的人都生了。一是农民，流动性大，没有工作可供开除，经济上没有可罚的，生了拿他没办法；二是名人不怕开除工作，他自己还有能力跳槽“开除”工作单位，有些人还需要丑闻来提高知名度，生了拿他没办法；三是富人，有钱，不怕你罚，生了拿他没办法。至于有些地方，由于财政紧张，计划生育工作经费来源于征收社会抚养费，明里暗里还希望名人、富人超生，给计生工作提供创收机会。唯独工薪阶层、有固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工作被开除，想生却不敢生。名人、富人生了倒罢，穷人生了又承担不起教育开支，生下一窝，可能都成不了智力财富。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１月２３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和1月24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决策者说》栏目中，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生育政策是个多元化的政策。“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的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３５．９％。也就是说，总人口中３５．９％是属于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在农村，实行生了一个女孩再允许生一个的，共有１９个省，占总人口的比重是５２．９％；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等５省区，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９．６％；还有西藏等部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受生育数量的限制，生多少都可以，占总人口的１．６％。”照此推算。如果，城市（35.9%）平均生育率达1.1、二孩和民族地区（11.2%）平均生育率达3.0。那么推算出“一孩半生育区”(52.9%)的生育率=（1.8－0.359×1.1－0.112×3）÷0.529=2.02。意味着，如果农村也存在不育人群， “国家计生委公认的全国总各生育率达1.7～1.8”的论断，已经肯定了农村普遍生育了2—3个小孩的事实。证实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仅仅对工薪阶层、有固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形成了强大的约束力，除此之外想生的人都生了”的说法。

因此，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地区应该加强。农村基层政府应该加强工作力度，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坚决制止多胎生育。既然农村和民族地区已经生了2—3个子女，如果农村保持这样的生育势头，允许城市自主选择生二胎，那么，社会总和生育率会怎样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第三届中国社会发展政策高层论坛会”说：目前中国农村有百分之六十生育第二胎，即使城市有百分之七十想要第二胎，生育率也可维持在一点九上下（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801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一项基本特征。作为《国家计生法》也好，计生政策也好，都应该要赋予全体国民同等待遇，否则，公平正义何在？现行的生育政策，只捆住工薪阶层、有固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不公平的。要这些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怎样去主导和谐社会建设。

希望有关方面应组织方方面面的专家、排除各种干扰地研究，作出客观的结论，防止“领导拍板、专家附合”得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结论，希望广东计生委加强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防止“潮汕”现象“蔓延”。（甘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