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周期高峰惊人吻合 -- 中国发展门户网

再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看，大致也有四个阶段：（l）1949～1970年，经历了一段爬坡的过程，自然增长率从15％。上升到25％。以上，这是人口转变的扩张阶段。（2）1970～1980年，人口增长开始大幅度下降。（3）1980～1990年，人口增长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波动和回升现象。（4）进入90年代，人口增长率稳步下降和减慢。

总之，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趋势看，我国现代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而且非常巧妙地差不多是每十年分出一个时段。

李长安：与人口的周期性相似，我国经济也有一定的周期性。从中周期看，我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比较大的周期，当然其中还有若干个短周期。这里，我们提供一个人口与经济波动的周期图（见图），大家可以直观地对照分析人口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这里，特别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现在出现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碰头的现象，我觉得意味深长，需要因势利导，早做对策。

而从建国以来经济波动周期情况看，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阶段：

从1949～1956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迅速，生产总量不断增加，就业率有很大提高。由于措施得当，战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

从1956～1976年，我国实行单一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运行了三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很大，呈现典型的“大起大落”特征。而每次经济收缩的结果，均使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呈绝对下降，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

从1977～199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经济体制从严格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这一时期，经济运行也出现了三个明显的短周期。但经济波动发生了深刻、明显的变化，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经济扩张力度得到一定控制，经济增长的抗衰退力增强，质量有所提高。

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深化改革时期。中国经济运行了一轮较长的周期。本周期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在经历了快速增长，越过高峰后，以“小幅缓收”为基调，波动较为平缓，但下滑时间较长。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再次进入了新一轮周期运行当中。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经济增长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以上的水平，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不过，由于近来中央连续出台了多项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上以和谐社会为主旨的国家战略的调整，预计明年开始经济增长的速度将逐步放缓。

人口周期冲击经济周期

主持人：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走势看，这两者之间似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会有怎样的正向或反向的作用？具体来讲，我国的人口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冲击会有哪些表现呢？

穆光宗：如你说，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确实息息相关。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又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生育的高峰与低谷波动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冲击。

比如，大家现在谈论比较多的“人口红利”，就是人口周期对经济周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具体体现。具体来说，快速的人口转变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至少三方面好处：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老龄人口高峰没有到来，社会保障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快。以上也可以理解为人口转变积极的经济效应。

另一方面，必须注意一个关系，即人口的平衡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人口因素很多，我这里重点提三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问题。我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这么几种风险：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再次是家庭的养老风险。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

第二个是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前后，中国可婚男性人口可能过剩2400万左右。这说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普遍的升高和偏高趋势已经产生了人口生态的“赤字”。未来超过2000万男性的婚姻权利的实现将受到限制甚至剥夺，这无疑是一个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第三个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提前到来的“银发浪潮”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诸多挑战。不过，人口老龄化既是人类寿命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生育率转变的历史产物。人口老龄化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能否发挥作用，主要源于社会如何认识人口老龄化和如何对待老年人。老龄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也是老年人的发展问题。

李长安：人口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这种观点也就使我们熟知的马尔萨斯理论。

而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的论据是，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

值得提出的是，我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在高峰点上确实有着十分惊人的吻合度。比如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是在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期；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国民经济经历三年灾害之后的调整和恢复期；第三次出生高峰出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头十年；而目前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又正好同时出现在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间。这就说明我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基本同步的。不过，对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的正向或反向互动关系，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主持人：从两位刚才的分析看，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微妙关系。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快速增长有一定关系。现在，我们还在享受着 “人口红利”，但从人口结构看，这个红利期其实不会很长。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协调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人口的周期性变化。那么，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穆光宗：要认真处理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必须及早树立两种科学、积极、长远的人口观。

一是树立“人口发展”比“人口增长”重要的观念。人口发展的真实含义是指人口的结构和功能状态。人口增长是指人口过程的数量变化，而人口发展还包括人口过程的结构变化，同时这种结构的变化在广义上也是一种人口素质的变化。对“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辨析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即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在实践上也将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

二是树立“人口投资”比“人口控制”重要的观念。21世纪的新经济开始转向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即使不是现实的形态，也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新经济”呼唤“新人口”。“新人口”就是亲生态、亲知识、亲道德、亲市场的人口，就是具有更多更新人力资本存量的“强势人口”。毫无疑问，中国人口是不能不控制的；但同样毫无疑问，仅仅人口控制并不足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恰恰相反，过分重视人口减少而严重忽视人口投资，会造成巨大的历史失误。完成“以数为本”到“以人为本”的人口发展战略的抉择，虽然任重道远，却是历史必然。

李长安：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高度吻合告诉我们，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目前我们对控制人口的数量基本上有了共识，但对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显然准备不足。

这突出表现在：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却依然捉襟见肘；独生子女时代即将来临，而我们对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投资理念知之不多；作为人口结构变化最为剧烈的城乡人口变动，我们更是在制度创新上裹足不前，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这将对未来的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带来持续的负面影响。

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学术界理论界的更深入研究和探讨，也有赖于政策制定部门清醒的认识和果断的行动。

寻找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均衡点

□李长安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这个最基本的国情。从理论上来讲，人口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国民经济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

人口和谐包括人口的规模和谐与结构和谐。也就是说，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必须与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这是国民经济与社会长久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人口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因素。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人口的规模虽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基数大，而且又面临着新一轮的人口增长高峰，因而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远未解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口承载力的定义，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应该是该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周期再次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再加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未得到根本改变，导致人口对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资源过度负担的现象。比如我国人均土地面积为0.777公顷，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耕地面积已降到0.094公顷，不到世界人均数的40%；我国矿产资源储量潜在总值为16.5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矿产储量潜在总值为1．51万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排世界第53位，而且人均资源数量和资源生态质量仍在继续下降和恶化。由此可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人口结构方面，我国人口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也比较突出。应该说，当前我国正处在青壮年劳动力最为丰富的时期，经济增长正享受着难得的“人口红利”。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口的周期性变化使得留给我们的人口红利期已经不多了。而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则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冲击，有可能大大缩短我们享用人口红利的期限。不仅如此，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还将大大加重社会经济的负担，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诸多的不利影响。

人口结构的失衡还表现在城乡人口结构调整的缓慢。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人口开始大幅度下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20.6%，人口为2.07亿。而2005年统计公布显示，我国的城镇人口增长到5.6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43.0％。但这个比例和发达国家甚至和一些与中国发展程度差不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依然处在较低的水平。个中原因，就是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乡人口转移的步伐。即使是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务工，但其身份依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从而形成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独有的“三元”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

此外，人口的素质结构不高也是人口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反映人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左右，而发达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一般都在11～14年之间。人口素质不高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这也是我国始终摆脱不了“世界加工厂”称号的根本原因。

根据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3.8亿人，2050年控制在16亿人左右。与此同时，根据我国“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因此，要使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相互协调，必须紧紧牵住人口这个“牛鼻子”，在数量控制、质量优化和结构调整方面多下功夫。其实，尊重和有效驾驭人口发展的规律，也是实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看点

●在过去50多年里，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趋势看，我国现代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与人口的周期性相似，我国经济也有一定的周期性。从中周期看，我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比较大的周期。这里，特别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现在出现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碰头的现象，意味深长，需要因势利导，早做对策。

●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同时又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生育的高峰与低谷的波动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冲击。比如，目前的“人口红利”，就是人口周期对经济周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具体体现。

●当前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人口因素很多。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五种风险。第二个是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到2020年前后，有超过2000万男性的婚姻权利的实现将受到限制，这无疑是一个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第三个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的“银发浪潮”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诸多挑战。

●我国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在高峰点上有惊人的吻合度。目前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又正好同时出现在最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间。这也表明我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基本同步的。而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高度吻合告诉我们，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目前我们对控制人口的数量基本上有了共识，但对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显然准备不足。

■编余

关于人口与经济的话题，我们谈了不止一次。今天，我们再次邀请专业人士来谈这个问题，一是因为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与专业人士的共同关注，那就是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碰头问题；二是中国经济现在已处在转折点上，而人口总量、劳动人口、老年人口的三个高峰也已来临。是祸、是福？需要梳理，需要相关方面仔细研究，并拿出对策来。

其实，对经济界特别是投资界来说，对各种各样的周期问题，总是特别敏感，尤其是对经济的盛衰周期更是异常敏锐。近年来，特别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提出以来，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预期开始发生变化，对经济增长方式与速度的看法正在调整。在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正好处在结构性转变时期。因此，研究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互动关系显然不是多余的。对国家如此，对企业和个人，也是如此。（亚夫）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