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当校长的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鹿海鹰
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所长期党校”。这是中共中央最早的一份关于开办党校的决定。
此后,由于形势所迫和条件所限,“最高党校”一直没能开办。但这份文件,为日后中央党校的创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883年3月14日)50周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它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
1935年11月,中央转战陕北后,正式在瓦窑堡开办中央党校(后迁至延安),培养高级干部。
董必武言传身教
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后出任教务长和副校长。他严于律已,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高级党员干部学员。
当时,江西苏区的一些人,存在“左”倾思想,有的学员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董必武洞察到这一苗头后,迅速采取措施,教育学员要明辨是非,不可盲从。
董必武尽管工作忙,但还是经常带头参加义务劳动。一天早上,党校一个小组的同志,去帮一户烈属耕田,刚到田头就看到,董必武校长已经在那里忙活了。只见他打着赤膊、卷着裤腿、满头大汗,已经耕完了两亩地。大家十分感动,纷纷对他说:“您都快50岁的人了,工作又那么忙,不来都可以,可您比我们来得还早,您还是回去吧!”董必武摇摇头,边干边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说完,他就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陕北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董必武虽是校长,待遇却低得出人意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为了方便工作,他花1块多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但董必武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在董必武任校长的两年时间里,中央党校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5月,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维汉接任校长时,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李维汉后来回忆说:“那时,学员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15个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苏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
毛泽东题写“实事求是”
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前的广场上,有一块石刻,上书“实事求是”4个大字。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并亲笔题写的校训。
1943年初,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那时起,到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内战被迫暂时停办,毛泽东一直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工作。中央党校得到进一步扩大,学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了3000多人。其间,全国各个战区党的负责人等大批党的高级干部,曾到中央党校参加培训。比如,陈赓大将就曾于1943年11月到中央党校学习。
毛泽东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后,采取了三大创新性举措:其一,对办学思想进行改革,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其二,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其三,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
那时,中央党校各部附近都有土地,可以种粮、养猪、烧制木炭……党校还建有豆腐坊、粉坊、糖厂、酒厂等各类作坊和工厂;并有自己的运输队,可以跑运输。暂时放下枪杆的高级将领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文职干部们,都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参加农业劳动。此外,他们还经常到工厂、作坊,纺毛,纺棉,拆洗、缝制衣服,挖窑洞,修建房屋……
中央党校在延安的两个礼堂,就是学员们自己建起来的。在建造过程中,设计图纸、运送材料、盖房等,大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其间只请了少量的石料工人。
大礼堂规模很大,能容纳千余人,1943年11月7日竣工。将要竣工时,学员们左看右看,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有人提议在礼堂正面的墙上,挂个校训题词。一说到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央宣传部的范文澜老先生。但范文澜试着写了几条,自己都不满意,便提议去找毛泽东写。毛泽东欣然答应,立即叫人拿来4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沉思片刻,饱蘸浓墨,迅速挥毫,“实事求是”4个雄健潇洒的大字随即跃然纸上。在场的人齐声称赞,这4个字的含义精深、透彻,抓住了中央党校的办学精神。
随后,大家请来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没过多久,“实事求是”分毫不差地“印”在方石上。可惜,毛泽东的这一墨宝被凿坏,未能保留下来。
1947年3月,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转移。国民党军队进入延安后,中央党校的大礼堂遭到破坏。幸好刻着“实事求是”的4块方石,被倒塌的墙壁埋住,因而得以保存。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在清理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废墟时,找到了这4块完好无损的方石。如今,它们被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党校被迁到了北京。1955年8月,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份校报,所用报名就是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20世纪60年代初,党校大礼堂建成,其正厅内最醒目的便是“实事求是”4个大字。20世纪90年代,它先是被镌刻在中央党校大门内专设的石壁上,后被移至现在的位置——大礼堂前的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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