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集体崩溃的背后
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为什么企业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国有具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吗?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人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我们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当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这样一批人都出了问题时,谁能知道,那又是谁的错?难道是制度陷阱?
在这个陷阱密布的企业森林,朱新礼似乎是个异数。
尽管网上八成的网民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尽管他被骂为商界的“范跑跑”、“中华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战”把商业事件升级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坚持“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企业理念,力排众议,以“上帝都动心的价格”把汇源出售给洋品牌。
这个农民执意脱下民族品牌这件“华丽却长有虱子的袍”,选择了一件能“过冬的棉袄”。
他的企业理念不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选择了从竞争激烈的下游销售产业退出,转向上游,回到果园,跟农民在一起,为果子找出路。他认为这是他的“蓝海”。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禁得起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找到自己的“蓝海”。严格的说,当下,少有企业家有恒定的企业精神和企业伦理。
为什么关于企业家的争议如此多。为什么商人与官员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也像商人。
这都是“不确定”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没错,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把才华过多地花费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在灰色地带打捞第一桶金,后来纵横股市的资本玩家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彦宏何尝不是另一种“互联网上的投机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劳工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狠榨一笔”吗?马明哲不也是钻了薪酬体制很“中国特色”的空子?
当制度存在陷阱时,我们没有理由抱怨惟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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