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物价上涨难以演变成严重通胀，但物价背后的民生问题耐人寻味

　　主持人：栓喜，你好。前两天在电话里听你谈起对房价、肉价、粮油价等价格上涨的看法，角度很特别。你说，当前物价上涨演变成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真正要关注的是物价背后的民生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方栓喜：8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的数据，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6%，其中城市价格上涨5.3%，农村价格上涨6.3%。从绝对数来看，这些价格变化无疑值得关注。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物价长期保持低增长的国家来说，消费物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恢复性上涨。从决策层来看，多年来都希望农民能够通过价格上涨得到一定的实惠，目前的涨价对农民是有利的。因此，这次消费品涨价，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市场对原有产品比价不合理做出的合理的反应。

　　从宏观基本面讲，我认为，反而通货紧缩的压力也不小。现在，许多人拿流动性过剩来说通货膨胀问题，其实未必准确。通货膨胀虽然是由过多流动性引起的，但过多流动性却未必会真的出现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要转化为通货膨胀需要许多前提。比如消费者要有很强的购买意愿。在我们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中，由于整个福利体系的不完善，多数的消费者仍然保持比较保守的消费倾向，投资和消费失衡的总体格局也没有变。如果我们预期会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方针就是自相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变动往往是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指针。但是目前我国一些物价稍有波动，就会牵动许多人的心。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稳定物价。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把物价看成是一个民生问题。因此，我们关注物价，最重要的还是关注物价背后的民生问题。

　　房价其实是一个与民生状况有直接关系的大问题

　　主持人：怎么理解物价上涨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呢？这个民生问题的关键又在哪里？

　　方栓喜：说物价也是一个民生问题，而且与收入分配差距有关，那是有原因的。我国目前还是一个转型国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一个经济体贫富差距过大，在经济政策的评价上，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比如对房价问题，富人们希望借此增值保值，在目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购买房产是实现财富增值的好办法；而并不富裕的人买房，只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房价上涨对他们是直接的资金压力、还贷压力、生活压力，而财富增值只是说说而已。作为开发商，赚钱是最实际的，谁出多少钱就为谁盖房，因为企业不追逐利润就不是企业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体中，对房价的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富人主导的房价市场，在无意识之中就会非常容易地伤害穷人的居住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土地供应量不是无限的，你建设豪宅用的地多，别人建房子自然就用地少，而且富人炒房价的行为又狠狠地抬高了整个房地产的价格。

　　所以，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即便是大家在本意上想和谐相处。但反映到经济领域，难免处处存在立场和意见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要取得更多的自由，就必须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这样一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当然，这还仅仅是从经济领域来看，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大家的观点很难一致。富人说，我们遵循的是市场规则；穷人说，我们遵循的是生存规则。从社会领域看，由贫富差距过大，还会造成心理落差和非理性行为，最终富人难以独善其身。所以，房价问题，其实也与民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物价问题不那么简单，而宏观调控操作不仅难度大，也很难治本

　　主持人：照你的看法，对物价的态度，富裕程度不同的人看法不同。如此状况，宏观政策操作又该怎么做呢？

　　方栓喜：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由收入分配差距引发的民生问题，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物价也不例外。在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福利制度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面临许多困难。

　　第一，既怕通缩又怕通胀，通缩了怕失业过多，是民生问题，通胀了怕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汇率改革就是有这种担忧，我们有一个多亿人在对外开放相关部门工作。升值了怕这些人失业，不升值流动性过剩难以解决，这样，又怕出现通货膨胀。

　　第二，在政策实施中考虑短期问题太多，不得不小心谨慎，为了民生问题不得不过多地动用行政手段，而这往往不会给市场的反应留出时间。由于缺乏解决民生的制度性的安排，政府不得不随时关注市场出现不利的苗头。

　　第三，会形成一种凡事不信任市场的习惯。比如，一些物价在供求关系自发调节引起上涨时，政府为照顾困难群体不得不采取的行政限价，往往会造成更多厂商的退出，从而加剧短缺。

　　第四，会形成一个事无巨细的大政府。政府总有管不完的事情。事实上，比如猪肉涨价，这是一个市场化的部门，政府可以只做两件事情，一是管最低生活保障，发挥兜底的作用。二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涨价后，自然会有更多的厂商进入，价格还会自动降下来。这样比管住许多具体的价格简单得多。

　　也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要想使市场经济成为多数人玩得起的游戏，就必须要抓紧建立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并以此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没有这一手做后盾，宏观经济总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正途，但要优先重构福利制度

　　主持人：你提到了福利制度，这对改善民生与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方栓喜：目前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推进之所以很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民生问题。比如，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就要求资源要素市场化，但推进这些领域的价格改革，就会使这些领域的价格上涨，从而会担心物价的全面上涨。如果我们有一个完善的福利制度的话，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政策选择的空间。

　　因此，在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再分配体系，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在特定背景下，这一任务，甚至要优先于市场化改革。

　　为什么现在许多人不赞同市场化改革？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情况下，房地产涨价是再分配，有钱买房子的人立刻就会比没有钱买房子的人收入增加许多，尽管二者的能力可能相差不多，股市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在市场力量自动发挥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福利制度，如何能够实现社会和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和福利制度之间，在一定时期，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由于福利制度的存在，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承担起市场经济运行的风险，他们才可能通过社会共识选择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再分配制度，没有一个福利制度，更多的社会成员则会对市场经济失去希望，并希望通过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取代市场的作用。

　　有专家主张，也许现在很大的问题是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公平，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更多地应当从初次分配入手。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一些垄断行业取得的暴利往往落在了个人手中。但是，这是历史造成的，并非是这些行业个人的贪婪所造成的。我们的改革毕竟不是革命，渐进式的改革毕竟不能不考虑既得利益，涉及个人的具体利益。

　　但政府则不同，如果有了合法的过高收入，就应当用之于民，就应当在再分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政府从财政税收渠道获得合法收入，实施再分配，与任何个人和机构从富人手中拿钱不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因此，完善福利制度在当前，其意义也是非常的。

　　我国正处于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最佳时期

　　主持人：现在提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时机合适吗？

　　方栓喜：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从计划经济时代演变而来。在整个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旧的福利制度逐步解体，但新的福利制度仍没有建立起来。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不仅都没有达到全民覆盖，还在城乡、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存在过大的差距。

　　如果我们仅仅把眼光盯在一般消费品上涨这一点的话，就会忽略上学、看病这些老百姓支出的大头，在这些领域，困难群体的负担要更重一些。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很好的提法，这意味着政府已经开始把重建福利制度作为政策的重点。这样做，不仅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也是当前开始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国家财政收入从1950年62亿元开始，到突破1000亿元大关，用了28年时间(1978年为1132亿元)；从1000亿元到1万亿元，用了21年时间(1999年为11444亿元)；而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只用了4年时间；从2万亿元到3万亿元，只用了2年时间；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元，2007年1～6月，全国财政收入26117.84亿元，同比增长30.6%。

　　应当说，原来许多在改革初期做不到的事情，目前可以加快步伐解决。

　　这里特别一提的是公共服务问题。什么是公共服务？在我看来，就是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的社会服务，不管你有钱还是没有钱，钱多还是钱少，政府都应当为你提供的服务，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共服务就是现代社会政府最重要的再分配手段。政府运用自身的权力资源和财政资源，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与生存发展相关的基本福利。

　　一段时期以来，许多人在批评公共服务市场化。公共服务市场化事实上在我国被误解了，被认为是政府推卸责任，把付费转嫁给了个人。其实，真正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政府承担最终责任，而把某些具体任务委托给私人部门或者民间组织做而已，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因此，我国目前还应当在政府承担最终责任的情况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是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均等化，我们应当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是正常的，但是不同社会成员在基本权利和机会上的不平等就是问题了。尤其是，通过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可以缩小这些社会成员之间实际的收入差距。

　　因此，国家应当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制订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通过有约束性的社会发展规划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基本公共服务能够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当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健全，公共服务基本完备之后，我们再来看物价问题，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