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近年来像50年不遇、100年不遇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高温不断刷新历史记录，地震、洪灾无情而至，干旱致农民饮水困难、颗粒无收……气候变化影响遍布全球，从热带到两极，从小岛到大陆各地区，从最富裕国家到最贫困国家。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将会带来哪些问题？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是我们每一人的问题，要如何行动，才能达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的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呢？对此，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接受了记者专访。
记者：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全球正在经历着以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2014年被世界气象组织认为是“史上最热的一年”。您认为，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将会带来哪些问题？
郑保卫：科学家们观测到，气候变化已经对农业、人类健康、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供水和人们的生计造成不利影响，并且他们指出，如果不对气候变化严加治理，将很可能使人类和生态系统广泛遭受严重、不可逆转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气候变化影响遍布全球，从热带到两极，从小岛到大陆各地区，从最富裕国家到最贫困国家，因此需要各国政府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可以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将会带来淡水资源、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海岸、粮食、城市和农村、能源和工业、人类健康与安全、民生与贫困等各类问题。但这些现象共同的趋势是气候变化对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影响越来越大，比如从极端天气事件应对到居住地的选择，从农作物的改良到饥荒引起的食品价格飞涨，从大规模移民出现到各类疾病的应对，等等，我们的公众生活未来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这就需要公众更加关注气候议题，积极行动起来。
记者：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您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郑保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当前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维护生态安全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任务。《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这说明我国政府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尽自己所能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好地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我国政府一直高度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是首批签署气候变化公约的国家，也是第一批参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并且也是最早制定一系列政策自主减排的国家。包括90年代初我们就制定了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后在1998年又制定了中国的第一部节能法，2005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2008年作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等等一系列的文件，2009年我们又提出到2020年我们的GDP碳强度的指标要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提高到15%，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这样一些目标。2014年，我国国务院又通过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
可以说，这些年来我国政府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当前我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正处在一个不断进取、不断保证既定目标实现的阶段。如2014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33.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2%，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216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21.88亿立方米，水电装机达到3亿千瓦（是2005年的2.57倍），并网风电装机达到9581万千瓦（是2005年的90倍），光伏装机达到2805万千瓦（是2005年的400倍），核电装机达到1988万千瓦（是2005年的2.9倍）。这一系列数据可以说明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
记者：《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积极建设性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格局。在这一方面，您认为中国作出了哪些努力？有哪些进展？
郑保卫：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深入参与联合国气候谈判，推进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与国际社会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发展路径创新。
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各缔约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不断强化合作行动，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大幅度率先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公约义务，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机会，争取更多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促进南北合作。同时，我国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采取不断强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并进一步加大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力度，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推进发展中国家互学互鉴、互帮互助、互利共赢。
除了加强与上述国家合作外，我国在气候谈判中还不断加强与大国的合作，如同欧盟和美国都发布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些双边协议着眼于各自的战略发展需要，促使双方迅速调整各自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并寻求最大程度上的共识，以推进全球应对进程，这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重要进展，其将有助于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记者：中国政府近日发布并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INDCs），展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至2030年的低碳发展蓝图，您认为，这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郑保卫：从国际上来看，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为12月份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成功举行注入了正能量，有助于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这次发布的中国自主贡献文件目标包括确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降低碳强度、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和增加森林蓄积量目标，这些目标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实现这些目标也并不容易，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从国内来看，自主贡献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表明了中国政府向国内外宣示中国走以增长转型、能源转型和消费转型为特征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态度、也展现了我国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力。因此，可以说自主贡献的出台对我国绿色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如自主贡献明确提出了中国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坚持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并重，坚持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增加森林碳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努力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应对气候变化多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些都是符合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顺应老百姓追求“美丽中国”的目标，可以说自主贡献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您对今年12月份将举行的巴黎气候峰会有哪些预期？
郑保卫：今年12月即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将对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现在世界各国对这次会议都抱有很大的期待。这一点，我在去年12月参加利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就已切身感受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方面的共识在增多，信心在提高，使命感在增强。
我主持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自2010年组建以来，一直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传播与宣传工作，深深感受到，要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需要世界各国利益相关方能够求同存异，寻求共识，团结合作，因此非常期待在这次会议期间，参加谈判的各方能够携手努力推动巴黎会议达成一个全面、平衡、有力度的协议，希望该协议能够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不同的历史责任、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全面平衡体现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开发和转让、能力建设、行动和支持的透明度各个要素。但从这些年的经验看，气候谈判形势错综复杂，存在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我真心希望谈判各方能够以对未来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促成巴黎会议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
记者：气候变化带来的气候风险和气候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危害到我们的生活与健康，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是我们每一人的问题，增强公众参与有哪些有效的方法？
郑保卫：近些年来，我们在提升公众气候变化意识，推动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可以说许多群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在增强，行动的积极性在提高。但是要实现理想的目标，取得更多的实际效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觉得，在关于气候变化的传播方面，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方式，都要立足于服从和服务于公众的需求，要把服务公众和教育引导公众结合起来，把满足公众的气候变化信息需求和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素养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意识一个有效的方法。
另外，促进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要构建起“政府主导、媒体引导、NGO推助、公众参与、企业担责”的“五位一体”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框架。
之所以把政府、媒体、NGO、企业、公众都作为传播主体，是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进行气候传播的过程中，他们都可以作为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是主导者，即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要起到主导作用，无论是开展气候变化的宣传、普及、教育活动也好，还是具体的组织应对、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也好，政府始终是主导者；媒体是引导者，即媒体除了宣传和普及好气候变化的知识，报道好相关信息外，很重要的是要引导好公众正确、科学地认识气候变化，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应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之中；NGO是推助者，即收集、传递和表达民间意见，组织和推动相关的社会行动，参与国内外的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等；公众是参与者，要引导公众关注，自觉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参与者；企业是担责者，即企业是实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体，也是主要责任承担者，如果没有企业的积极投入和切实担负起责任，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就会出现梗阻现象，很多预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可以说“五位一体”这样一种行动框架，对于我们实现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非常重要，对推动公众参与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期待今后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更细、更实、更有成效！
记者：气候传播上面临哪些掣肘问题？需要作出哪些改进？
郑保卫：当前我国的气候传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从国家层面看，还缺乏对气候传播的顶层设计，缺乏总体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框架，行动相关政策文件分散于不同的文件中，缺乏系统的、整体的、统一的协调和统筹。二是传播基础工作相对薄弱，传播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特别是作为传播主体核心的媒体队伍，无论是人员的数量规模还是质量水平，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三是尚未形成覆盖全社会各个领域的传播资源和传播力量，大多数情况下呈现出的是各自为营、各自为战的情况，缺乏有效的整合，因而难以现成合力。四是传播的渠道还较为单一，需要形成全方位、立体式、多样化、互动性的传播格局，还存在很大难度。五是传播的方法较为简单，效果还不尽人意，造成受众关注度不高，影响力也很有限。
根据上面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作些改进，包括从国家层面来制定气候传播整体战略；把握公众对于气候传播的真实需求；建立多样化、互动性强，而且权威、及时的传播渠道；提升媒体气候传播的专业性和可读（视听）性；加强与如NGO、企业等各类传播渠道的合作；注重传播策略和方法的研究与创新；加强与公众的互动和交流等等。（记者王振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