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生命：合成生物学的安全风险与伦理挑战

历史视角下的伦理争论

从历史上看，合成生物学作为一项颠覆性技术，它的每一步激动人心的进展都伴随着伦理争议与忧思。

20 世纪 70 年代，第一代 DNA 重组技术出现。1974 年，Jaenisch 和 Mintz 将外源基因植入小鼠囊胚中，创造了第一个转基因哺乳动物，这一实验的危险性引起了科学界的担忧。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生物学家 J Craig Venter 委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 Arthur Caplan 开展合成基因组和合成生命的伦理评估研究。基于该研究，Cho等在 Science发文并指出，“如果最小基因组的识别与合成被科学家呈现为、被媒体描述为、被公众理解为，生命是可以被简化，或者仅仅等同于 DNA，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生命只是被以自然科学家的技术发现的方式所解释，将会威胁到生命是特殊的这一观点”。

进入 21 世纪，合成生物学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合成成果。2002 年，Eckard Wimmer 等人成功合成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当时正处于“9 · 11 事件”和“炭疽杆菌事件”的阴影下，Wimmer 在公布其成果时特别加入这样一个标题：“在没有天然模板的条件下产生具有感染性的病毒”，目的在于给科学界以警示，吸引公众的注意。2010 年，J Craig Venter 团队合成第一个支原体细胞，取名“辛西娅”（Synthia）。与病毒不同，支原体是可独立生存的最小生命体。该成果颠覆了人类长久以来对于生命本质的看法，让人们重新审视自身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一事件的巨大影响促使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总统伦理委员会联合其他团体，提交一份关于合成生物学潜在的医学、环境、安保，以及其他利益和风险的研究结果及建议。实际上，“辛西娅”的创造者 J Craig Venter 在实验前曾请教过许多伦理专家，委托开展伦理评估研究，并向白宫汇报过此事。但这一研究成果仍然招致许多人的批评。反对者认为，人造生命将“打开潘多拉魔盒”，人造的有机体如果扩散到自然界中，可能引发生物基因变化，造成环境灾难，甚至被用来制造生物武器，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虽然“辛西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成细胞，但公众明显表现出了对于设计和建构人工生命的恐慌。2012 年，美国地球之友、国际科技评估（CTA）、ETC 集团联合全球 111 个组织联名发布报告，呼吁在政府对其监管举措修正落实之前，暂停合成生物及其产品的释放和商业使用，以防止对人类和环境的直接或间接伤害。围绕“辛西娅”的伦理争议，使得合成生物学超越了学术界的范畴，进入到了政府和公众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