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思想的考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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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进文化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文化，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属性。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主体是人，也不能摆脱这些属性。因此，文化体系构建，文化改革发展，必然要正确对待和处理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问题。
在实践中首先面对这一问题的是列宁，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资源。列宁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但是，对待历史文化资源要进行“两种文化”分析，要“取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同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对抗。”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回答了文化建设为什么和怎么样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重要问题。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民服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属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并且，“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他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建国以后，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进而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在新文化建设中，毛泽东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他指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毛泽东强调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说：“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个中心的问题解决了，文化领域的其他许多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第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正确对待多元文化样态，毛泽东提出了总结和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主动吸收国外进步文化资源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时，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东西，都应该吸收。”
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方面，毛泽东结合列宁“两种文化”的教诲，形象地提出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原则。他说，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应如此，“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这就与虚无主义和兼收并蓄划清了界限，对于建设先进文化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结合文化革命与建设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充满辩证智慧、政策性很强的具体工作方针。例如，他提出文化活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了繁荣和发展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知识分子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要与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等等。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这些思想策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一，在工作层面解决了文化建设中总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具体的内容形式之间的关系，指明了一元多样的文化建设方向；其二，建构起了推陈出新、借力扬帆的开放的文化体系，为文化的繁荣与进步提供了政策保障；其三，打破了依靠文化精英推动文化发展的历史模式，使人民群众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在文化建设方面彻底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者：陈锋 文化部监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