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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亿农民工在明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产生更多的代表。与此同时，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将下降。这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人大第一次明确要求降低官员的比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表示，将于明年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有所降低”。
这是选举法2010年修改后首次举行人民代表选举，最大的特点是，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一人一票。大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
李建国说，此举是为了优化代表结构，保证全国人大代表的广泛性，“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形容：“这是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人大代表选举中‘4个农民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历史到此结束了。”
1953年，我国制定第一部选举法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为体现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选举每名代表所需的人口数作了不同的规定，各省每80万人选1位代表，而直辖市和人口在50万以上的省辖市，每10万人选1人。
到了1995年，选举法几经修改，比例大致调整为4∶1。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时，城市每24万人选代表1人，农村每96万人选代表1人，仍是4∶1。
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日益引起各方注意。在2008年以前，农民工从未出现在最高权力机关，2008年，3位农民工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有了“最直接的政治代言人。”那时，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已经连续几届下降。
4年以后，我国农民工已经增加到2.53亿，超过一半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
代表结构的调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全国人大一位官员公开表示，目前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比例太高，有人称“人代会”变成“干部会”，代表性受到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下适当增加基层代表，调整结构，这是对的。但并不意味着基层代表越多越好。他认为，很多基层代表的参政能力需要提高，更重要的是，执政者要真正善于倾听、鼓励民主的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稳芳建议，要出台具体的措施，确保基层代表的名额。
从8∶1到1∶1，曾任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全国人大代表徐华东说，这意味着“户籍对于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篱笆去掉了”。“一人一票”适应了当前的发展需求，也适应了人民治理国家、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这位在农村和工厂工作过、也当过副市长的官员说，农民的表达有时非常简短和具体，譬如当中央政府的种粮补贴提高2分钱，就会有农民找到人大代表，要求向上反映“柴油涨了几分，化肥涨了几分”。“只要千百万人把每个人的意愿都表达出来，这就足够了。”徐华东说。
今年35岁的朱雪芹当年从江苏农村来到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打工。她是最早的3位农民工代表之一。她形容，自己当初扛着被子拎着蛇皮袋进城，而现在的农村年轻人都是拖着拉杆行李箱，人们应该学会用“新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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