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共产品”，是政府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以及公共设施的总称。公共产品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诸如由政府提供经费而实现的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都是公共产品。此外，国防、治安、司法、行政管理、经济调节等，也可以说是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公平性，这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供给过程的公平性。公共产品本身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不可以拒绝“搭便车”的情况。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权使用或消费公共产品，而这种使用或消费通常又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使用或消费，它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二是供给机制的公平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或个人出于逐利的动机，不愿意去经营这些可以“搭便车”的公共产品，为了弥补这种“市场失效”，就得由政府建立一种公平公正的供给机制，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不仅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税收，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而且其供给也不都是通过市场机制等价交换，少花钱甚至不花钱也可以获得。三是供给取向的公平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出于弥补市场失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时还要求实现社会总福利和人均总福利的最大化，要求政府必须按照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以获取利润为最终目的。

当然，公共产品的供给也不是完全不要效率，不要效率的公共产品供给不仅会带来资源的浪费，也不可能实现社会总福利和人均总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但是，这种对于效率的追求必须服从于公平优先的原则，在公平优先的前提下讲求效率，不可以不要公平一味地追求效率，也不可以将公平与效率本末倒置。如果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从其基本属性出发体现公平优先的原则，那就会扭曲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比市场失效更加糟糕的“政府失效”，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社会问题。

从近些年的改革看，为了追求效率，一些本应由政府出资提供的公共产品，被下放到民间成为营利机构。有的地方甚至把不规范的国企产权改革套用到公共产品上，凡是学校、医院、防疫站全部卖光，实行所谓的民营化。这种民营化的公共产品改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不久前媒体关于“民营消防队见火不救”的报道其实已经为我们作出了答案。对于一个以救火为己任的消防队来说，见火不救其公平和正义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一个不救火的消防队其效率又在哪里呢？还是为了追求效率，近年来对公共产品的改革普遍实行了放权，在放权的同时又把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监管也一同放弃了，于是那些占有公共产品的部门或单位便可以去肆意搜刮民财。风景名胜、交通设施本应是国人共同所有的公共财富，但是每逢工薪阶层休长假旅游景点的门票就看涨，一到民工大批返乡或回城票价就要提。这些放弃监管的公共产品还能够体现其公共产品的性质吗，分明成了扩大贫富差距和为少数人牟利的私人工具。为什么教育改革、医疗改革被社会诟病多时，甚至认为“基本不成功”。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的改革，一方面推行着民营化，另一方面又放弃了监管，从而改变了它们作为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背离了公平优先的原则。

从空间布局上看，还会发现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城乡之间更是存在着由来已久的不公平。政府出资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多年来仅限于少量的水利设施和科技推广等。近年来尽管增加了电网改造、生态恢复、广播电视转播等方面的投入，但农民急需的卫生医疗、基础教育等，却仍然是由农民自行筹措，而3倍于农民收入的城市居民却享受着由政府在这方面所提供的保障。至于城市型现代生活设施中的供水、供气、供热等，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盲点”。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城乡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仅使得农业缺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村失去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也加深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鸿沟，是“三农”问题难以破解的重要因素。

社会不公平不仅会造成社会群体间的隔阂和抵触，引发或加重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动荡，直接威胁着国家安全。目前我国社会不公平，除了贫富差距过大，便是反映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马太效应”。在初次分配中，为了追求效率我们已经牺牲掉许多的公平，如果在再分配过程中，尤其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再度牺牲公平，社会不公的势能必然进一步扩大，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迅速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否公平有效地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包括基本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政治底线。所以，我们必须以公平优先的原则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决不可以为了效率牺牲公平，或者只把公平放到“兼顾”的位置上。（张道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