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６日电 “２１次降价，数百亿元金额，为何还是难觅低价药？要从根本上遏制‘看病贵’，坚决刹住药品‘降价死’、旧药换‘马甲’现象。否则，今天的降价，就是明天新一轮的涨价。”全国人大代表、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董事长王晶如是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医疗服务群众不满意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委员对药品“降价死”现象的热议。

降价药换上新“马甲”

据发展改革委的数据，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６年，国家对药品的降价次数已有１９次，涉及金额近４００亿元，加上今年的２次降价，降价次数达到２１次。但人们市场上很难找到“降价药”的踪影。

王晶拿着一叠材料告诉记者：“网上有一则新闻，讲的是浙江杭州市天天好大药房的事。说政府明令降价，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７０％早已无人生产。这家在杭州较有影响的平价药房开业３年来共采购药品２万多种，目前只剩下９０００多种在正常经营，其中有３０００多种药因降价而不见踪影，阿莫西林等常用抗菌素药都进不到货。”

“这些降价药到哪里去了呢？大部分降价药经过改头换面，重新流入了市场。这些换了‘马甲’的所谓新药，只是改个剂型、换个包装、变个规格，或者改变一下给药途径，价格却凭空翻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王晶说。

药品“降价死”三大病因

药价为何“一降就死”？为何换个“马甲”就能起死回生？代表委员们认为关键原因有三个。

一是流通环节多，流通成本高。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说：“据我了解，我国的药品流通环节有６个至９个，而国外一般是２个至３个。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往往加价２００％－５００％。卖药的人比吃药的人多，患者挨宰，药厂获利有限，大部分利益被流通商攫取。”以奈替米星为例，０.１g×２ml的剂型，医药公司底价４元，医院进价１９．４元，医院零售价就达到了２４．５元。降价药利润空间小，各环节无利可图，经销商自然不愿意经营。

二是以药养医的制度沉疴。全国人大代表、新乡医学院教授和瑞芝说：“目前大医院药品收入平均约占医院总收入的５０％至６０％，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一数字已高达８０％至８５％。在利益驱动下，高价药和‘大处方’成为医院和医生的必然选择，而那些利润少的降价药，自然被打入‘冷宫’，最后从市场上消失。”

三是新药审批流于形式。王晶代表说，２００４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了１．９万种新药报批，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的新药报批数量仅１４８种。最近几年，市场上出现许多药品报批公司或机构，他们聘请有关官员和专家为顾问，按月或按项目发放“薪金”。通过这些公司或机构申请一个新药批文，如同变魔术一样将至少５年的正常速度缩短到一个星期至几个月。

值得期待的基本药物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肖建章认为，依靠行政降价解决“看病贵”已进入死胡同。他说，卫生部也承认，国家强令的药品降价措施，已经无法达到降低老百姓购买药品费用的作用，降价措施只是让一些低廉而有效的药品从市场上消失，并没有达到让老百姓用上低价药的目的。

代表和委员们对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持乐观态度。据了解，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列出一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对列入目录的药品实行政府组织的定点生产、统一价格、统一配送。２００６年８月，国家药监局公布了《第一批定点生产的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目录》。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７日，国家药监局披露，我国已确定内地第一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和药品品种，１０家大型制药企业被指定生产３２种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

肖建章说，基本药物制度既要体现社会义务，又要遵循市场规律。如何让基本药物的生产和销售既能满足生产者有利可图，又能让患者从中受益，是基本药物制度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记者 令伟家、王宇、徐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