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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雄伟解读新兴产业中国如何赢得主动
关键词： 新兴产业 谷歌 服务业 经济危机 郑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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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发展有规律可循
国际商报：除此之外，新兴产业还有哪些客观规律需要我们提前明确？
郑伟雄：比如说新兴产业需要一个有机的、系统性的载体与其相配合，需要围绕新兴产业构建点、线、面、体的空间支持体系，才能够迅速高效的发展。“点”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然后构建以这个点开始上下游的产业链“线”，对这种新兴产业进行支持和配合，以期创造出低成本与高需求的外在轻松环境，以这条“线”所有产业为基准，横向展开，构成一个产业“面”，与这条“线”上相关的产业的上下游一定要紧密配合，促使这条“线”上的产业外在环境是低成本的和高需求的，进而由“面”拓展成“体”，构成整个经济体，要求这个“体”是一个低交易成本的、信息高度通畅的、有机的市场环境，才能使得新兴产业的那个“点”发展的更好，因此，新兴产业的高速发展需要有一个空间的、有机的载体。
再比如，新兴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尤其在走向成熟的时候，要求有一个高效的、低成本的外在市场环境，只有产业集聚才能够形成这种环境，进而节省产业之间的搜寻成本、信息不对称成本、物流成本等，加速新兴产业走向成熟。美国在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有效的利用了产业集聚的群集效应，围绕科研院所形成了硅谷这样的产业集群区域如硅谷，有效缩短了技术溢出的空间距离，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提供了便利。这种群集效应吸引了大量生产性服务业向硅谷集中，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配套服务，为新兴产业提供全方位的有机支持，加速了美国本土的新兴产业的发展。
还有，不同的市场需求，会使新兴产业技术发展有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技术发展路径。例如，在移动互联网发展初期，欧美国家将这一产业定位于高端商务人士，更偏重安全性和邮件收发等功能。而日本和韩国则将其定位于大众消费，市场需求以娱乐为主。
国际商报：您能否为我们分析一下未来世界新兴产业发展的趋势？
郑雄伟：我们可以用“五化”来总结未来的趋势。
首先是环保化。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发更使绿色、低碳成为国家甚至全球今后不变的战略发展方向。以新能源、环保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此时孕育而生。
其次是融合化。新形势下，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方向是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高度交叉和深度融合。其中，信息技术将进一步发挥基础和支撑作用，生物、纳米、材料等技术将更广泛的渗透、交叉、融合，产生若干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
再一个是高端化。新兴产业所蕴含的内在科技价值和水平已经使新兴产业成为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这是新兴产业具有持久生命力所在。
还有就是集聚化。比如众多世界顶尖科研院所、世界优秀的科技人员、精明才干集中在美国硅谷，使其至今仍发挥着新兴产业“发动机”的作用，这也将成为今后新兴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最后就是国际化。新兴产业通过科技革命为载体，将实现共同投资、联合开发、通力合作的局面，使新兴产业更加走向国际化趋势。
政策资金介入应贯穿新兴产业发展始终
国际商报：去年我国确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在内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您认为国家在扶持这些产业发展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雄伟：目前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因此在市场引导的基础上，政府切不可进行一刀切，针对不同的产业应该使用不同的政策的引导模式。既要考虑突破性创新或渐进性创新等创新模式，更要考虑商业模式创新。在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制度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创新模式背后的产业发展机会。
国际商报：国际上通常采用R&D（研究与开发）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是否有相关统计数据说明中国政府对R&D的财政投入力度？
郑雄伟：有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用于R&D的政府资金为1358.3亿元，是2000年的4.5倍，年均增长18.3%。企业R&D经费支出为4248.6亿元，占全社会R&D经费支出的73.2%，规模以上工业R&D经费投入强度(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0.70%，比2000年提高0.12个百分点。
我认为中国政府支出比例还是过低，目前中国的新兴产业都处于初期或者处于成长期，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至少在R&D中的比例提高到40%以上，以达到公共政策最佳的引导效果，既避免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又加快新兴产业的主导设计选择、产业配套和市场发育。
在新兴产业的初期，由于主导设计的不确定性较高，政府应通过科技计划等方式，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方面开展多学科、交叉学科的持续而密集的投入，形成各种新的技术储备和创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