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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我们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形象。毋庸置疑，一直以来我国高层领导对食品安全非常重视，并经常就食品安全做出各种指示。然而尽管如此，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仍然是接连不断。二恶英、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无不给国人带来阵阵恐慌和不安。
究其原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不法商人道德沦陷、监管者监管不力、法律不健全等等。更有甚者，有人居然提出，消费者应该为食品安全事件负责。“因为消费者追求水果蔬菜的美观，果农不得不喷洒农药来杀虫，从而出现水果农药残留；因为市民过度喜爱瘦肉，养殖人不得不迎合市场需求而注入瘦肉精，从而出现了可怕的健美猪；因为消费者嗜好生猛海鲜，养殖人员想方设法给龙虾喂避孕药，用激素来刺激其发育，阻止其正常产卵，从而出现了避孕药海鲜的奇闻”
针对上述种种说法，笔者认为，把责任推到消费者身上的论调不仅毫无道理，而且十分可恨、可恶、可怕。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消费者明明是受害者，却被说成是责任者。消费者追求美好的食品何罪之有？难道消费者追求美好的食品，生产者就可以造假吗？真是荒谬之至。而对于其他说法，不论是道德沦陷也好，还是监管不力也罢，都不乏一定的道理，但都不是事情的真正原因。
那么，食品安全事件在我国频发，究竟其深层次的原因何在呢？答案很简单，是收入差距太大，更确切地说是绝大多数人与极少数人的收入差距悬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速大约保持在10%左右。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也明显地扩大了。目前，基尼系数越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不平等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内外的众多研究结果无不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从新世纪伊始就已经突破警戒线，并且在逐年上升，有些比较激进的结论甚至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
找到根本原因之后，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尽管长期以来中央三令五申，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依然会层出不穷。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夜暴富的神话天天都在上演，并且很快就会家喻户晓。经常看神话故事的人们，包括不法商人和不作为的监管者，难免会胸怀“远大志向”，梦想同样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首先，食品生产商道德沦陷。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丰衣足食了老百姓才能注重礼仪荣辱。温饱问题尚未真正解决，“神马都是浮云”。在道德和利益之间，多数人显然会选择后者，尤其是当面临重大利益的时候，不仅会抛弃道德，有的人甚至会选择违法犯罪。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大胆起来，如果有了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使用；有了20％的利润，它就会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而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它就不惜冒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其次，相关职能部门监管不力。同市场经济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面临着迅速提高自己及家人生活水平的巨大压力。然而在现行体制下，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要依靠上级返还的收费罚款来“解决”，这就造成了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执法为利”。为了更好地完成“创收”任务，“养鱼执法”便成了这些部门的行业潜规则。一些监管部门“在办公室看样品”成为“监管习惯”。更有甚者，少数监管部门和工作人员被不法商贩收买，成为其肆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帮凶。在瘦肉精事件中，问题猪肉在从河南出厂到抵达屠宰场过程中，一路凭借买来的“通行证”畅通无阻，在养殖、贩运、屠宰等多个监管环节一路绿灯。
再次，地方政府护犊心切。在历次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法商贩中，既有作坊式的小企业，也不乏三鹿、双汇等知名的大型企业。毋庸置疑，这些大型企业在解决财政收入、提高就业等方面为当地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双汇瘦肉精被爆光后，双汇董事长万隆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3月份减少各类税收8500万元，给地方财政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由于和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共同利益”，地方政府必然会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推行地方保护主义。以2008年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为例，从当年3月起有关部门就陆续接到消费者反映，然而在之后长达四五个月时间内，各级检测机构先后多次对三鹿奶粉进行检验，“均未发现问题”。直到9月被媒体曝光后，地方政府才开始对三鹿进行“彻查”。（武锋 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