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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三、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间“剪刀差”缩小形成转型的倒逼机制
事实上，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成本压力和竞争力，重要的是比较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在一个生产率快速提高的经济体，工资出现增长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而人均产量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因素：一是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即技术等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种差异比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追赶必须要完成如下两个过程：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和技术的追赶过程。
从经济转型和效率来看。首先，“涨工资”的目的就是要变“竞次”的路径依赖为“竞优”的路径依赖。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向下竞争”已经在不断恶化我国的经济环境，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极为不利。而“涨工资”就是通过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无法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企业要么垮掉、要么出走、要么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企业“向上竞争”的机制。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根据日本的经验，“刘易斯拐点”与工资水平上涨后，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10%。并且，还出现了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转型，低端制造业面临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例如，1970年至2000年的20年内，日本纺织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高端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期电气机械业增加值所占制造业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设备等占比持续提高。
因此，工资上涨与劳动效率之间“剪刀差”的缩小不但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反而会形成新的促动力，使中国在面临刘易斯拐点与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同时，由于工资水平上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