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弥补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间的“剪刀差”

2010年08月13日10:01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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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易斯拐点”临近打开工资上升通道

“刘易斯转折点”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在这个新的阶段，如何稳步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从而摆脱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将是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一步。

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15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超过18%。上海市4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广东今年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超达到21.1%。北京从今年7月起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上调幅度20%。中华全国总工会称，今年将有27个省市计划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表 2010年以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与工资涨幅

省份	最高档标准（元）	最低档标准（元）	平均涨幅（%）
安徽	720	500	27.2
湖北	900	600	28.9
湖南	850	600	27.8
福建	900	600	24.5
吉林	820	680	22.9
陕西	760	580	22.7
山东	920	600	21.2
广东	1030	710	21.1
北京	960	—	20
宁夏	710	605	18
上海	1120	—	16.7
山西	850	640	15.5
浙江	1100	800	15.3
江苏	960	670	13.1
天津	920	—	12.2

数据来源：根据公布数据整理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工资条例》历时近六年，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出台，不仅在于利益的份额，也在于对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会否侵害中国的竞争力优势以及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担忧。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短期通胀总水平的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推升物价的具体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推升服务类消费价格上涨。相比CPI构成中食品和工业品两大类商品，劳动力成本（尤其是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服务类消费项目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由于工资的黏性以及向产品价格传导的滞后性等因素，人力成本上升对最终商品销售价格的传导效果可能存在较大程度的削弱，而家政等服务业转移人力成本和提价则相对容易。服务项目在CPI中占22%左右，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价格中占比在20%左右，因此，未来劳动力成本每上升10%，将推动CPI提高0.4至0.5个百分点。

二是间接推动制造业产成品价格上涨。资本密集型及附加值较高的企业，一般具有足够的利润消化成本。但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工资占企业生产成本比重较高，工资上涨必然导致企业成本的相对上升。例如，采掘业的比重在2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缩减利润空间，将考虑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如果企业生产的是生活消费品，那将直接表现为CPI的上涨；如果企业生产的是工业投入品，其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传递给下游终端产品，从而引起大范围的物价上涨。

但是，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一般而言，当实际工资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会被劳动力的更高产出完全消化，因而劳动力成本和利润占总产出比例保持不变。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

张茉楠:弥补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间的“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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