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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升新兴发展经济体话语权任重道远
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这是积极推动IMF决策机制向有利于南北势力均衡化发展的良好开端，是国际金融格局和国际金融体系重建进程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提升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依旧任重而道远。
一、话语权配置折射出力量结构的此消彼长
IMF份额的计算由国民收入、黄金与美元储备规模、进出口等变量及其一定的权重确定。IMF中各国份额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力量结构，并体现为话语权结构，因此，力量的配置就表现为话语权的配置。此次调整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个百分点。详细的数据显示，在186个成员国当中，103个国家投票权比例有变化，占到总数的55%，其中79个国家有所下降，24个国家有所上升。美国的比例仍然是15.85%，没有变化。分出来的3.13个百分点主要来自日本和欧盟国家，降幅最大的是日本，降0.78个百分点至6.84%；其次是法国和英国都降了0.42个百分点；德国降0.35个百分点，加拿大降0.28个百分点，荷兰0.23个百分点，加起来为2.48个百分点。另外还有73个国家比例降幅在0.01至0.05个百分点之间。
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涨幅最大的是中国，投票权比例增加了1.65个百分点；其次是韩国，增加0.58个百分点；土耳其上升0.55%，墨西哥增加0.51%，新加坡增加0.23%，巴西增加0.18%，印度增加0.14%。另外还有17个国家增幅在0.01至0.05个百分点之间。可以看出最新调整的投票权主要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
这一调整反映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内在逻辑关系。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悄然生变，全球经济整体增长减缓，但发展多元化加速。西方大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权重此消彼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正在由国际体系外围进入内核。
近几年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四国”的经济飞跃是有目共睹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06年—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的全盛时期,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10.7%。在过去8年中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一半来自四国的贡献。IMF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0年和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4.2%和4.3%；发达经济体增速分别为2.3%和2.4%；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增速预计超过8.0%。而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更是令人侧目：名义GDP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出口额、经常账户顺差、煤炭消费量、汽车销售量均跻身世界第一。而高盛的分析模型则显示,到2018年“金砖四国”和美国占全球GDP的比例将同为25%;而到2050年四国将一同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之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随着力量的消长变化，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相应变动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
IMF为何出让份额？也是为摆脱财务融资困境的一种出路。IMF的基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普通资金和借款。普通资金包括成员国认缴的份额以及运用这部分资金所产生的未分配净收入。IMF考虑大规模增资，并计划将各国等量的基础投票权提高一倍。这就需要调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性才能实现。此外，IMF长期以来不得不依靠提高贷款利率来支付持续上升的运行成本，借款国的融资贡献也显得越发重要。1982-2007债权国对IMF运行成本的贡献比率从72%下降到25%，债务国的比率相应上升，但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贡献并未在投票权中得以体现。如今，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既能给IMF增资，又可追认债务国的功劳，一举两得。
虽然，IMF拥有的总份额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包括折合2135亿美元的SDR)，但与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此次金融危机的范围相比，都显不足。1945年，IMF成立时，其基金规模大致相当于全球贸易额的40%，今天这一比例已经降至不到3%。IMF正考虑出售400多吨黄金储备，以增加可用资金，进一步折射出IMF的资金困境.
二、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IMF制度霸权
但是美国的投票权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国际金融新秩序和金融货币体系的重塑是一个全球性的博弈过程。尽管美国在独掌世界金融秩序多年之后，不得不将一小部分权力让给他国；尽管随着欧元的崛起，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实力跃升以及因之而生的话语诉求，国际金融格局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洗牌，但美元主导的货币霸权并未改变。
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脱胎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金融体系的两大支柱：一是享有国际货币霸权的美元；二是由《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协定》诞生的IMF和世行，可以说这两者完成了美国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基本制度框架。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规则反映着美国的霸权利益,反过来美元本位制度又加强了美国的实力及其在IMF中的地位。当时各国面临着“美元短缺”,而IMF本身实力有限,所以美国通过其收支逆差成为全球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充当着货币体系管理者的角色。
IMF作为掌管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国际经济机制,成为美国维持和巩固霸权地位的有力工具。通过IMF的组织制度来主导国际金融事务,是美国霸权时代的显著特征，这被约瑟夫 奈称为“软权力”。在IMF中，美国的分量与其承担的义务及能力存在严重偏差，它占有的17%的投票权份额与众多规则中要求取得85%以上认可的规定具有一票否决的垄断性地位，赋予了美国单边否决权;通过限制条件和联盟机制,美国在IMF的内部决策时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而IMF的行政官员也受到美国价值观和政策态度的影响,从而不自觉地加强了美国在IMF中的制度霸权。这种制度霸权,与传统的军事霸权和殖民霸权相比,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渗透性和可行性。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因此更加稳固。即使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美国的国力相对衰弱之时,美国在国际经济机制中的制度霸权也没有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丧失。
目前在全球国际贸易计价、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使用美元占比分别为48%、61.3%和83.6%。金融危机以来美元战略主导使美元表现出相对其它货币的强势，欧元占全球储备配置的份额从去年第三季度的27.8%下降至四季度27.4%，而美元储备则从第三季度的61.5%升至四季度的62.14%。特别是欧元受到主权债务危机影响，高盛等国际投资大鳄大举做空欧元，3个多月来欧元跌幅超10%，“欧元陷入自诞生以来最严重困境”。危机背后掺杂的是更深层较量，既美元与欧元主导权较量的“货币战争”。
三、重塑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
积极推动IMF决策机制向有利于南北势力均衡化发展的良好开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改革美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绝非一蹴而就，国际金融新秩序和金融货币体系的重塑是一个极为漫长而艰难的博弈过程。
国际金融体系除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还涉及到国际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体系，国际流动性的创造和分配、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国际货币金融政策协调等各种制度框架。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实际上美国不愿意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造，而只想搞些“小修小补”的工作，比如适当加强监管、有限增加某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等等。因为美国有两条底线不可逾越：一是任何国家不得削弱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二是任何改革建议不得动摇美元的支柱地位。
目前提升新兴发展经济体话语权是在既有国际经济金融框架下投票权、份额的重新分配，但是不撼动美元霸权地位，设立美元发行的国际制衡机制，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不会有实质性进展。此外，必须改革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制度。应按照世界各国贸易比重重新分配提款权，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使之成为国际储备与支付的重要补充手段，避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发生过大幅度的波动，有利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定，因此建立多级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以新的“全球治理”代替“霸权治理”，才是治本之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 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