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读
- 经济发展
- 社会发展
- 减贫救灾
- 法治中国
- 天下人物
- 发展报告
- 项目中心
视频播放位置
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35353亿元，如果以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6.8310的平均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将近4000美元，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经济社会将逐渐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国家盈利模式将出现重大转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实现了人均GDP4000-5000美元的跨越。历史经验表明，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点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从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际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迈进时，经济发展有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新动向。历史经验和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存在较大变数。处理得当，通常会出现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人均GDP的更高突破；反之，则可能出现经济震荡，徘徊不前，甚至倒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与拉美、东亚国家在相近的时期实现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成功跨越这道“分水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成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很快实现人均GDP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的突破。
而处于大致相同起跑线上的拉美国家，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财富增长，而忽略了财富分配。首先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其次是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内需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其次，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在人均GDP水平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已具备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条件。而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如刘易斯、钱纳里、罗斯托等的工业化理论与发展阶段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临界点上。人均400美元左右阶段，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第三，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配第—克拉克定律”，以及钱纳里、库兹涅茨的研究，都阐述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呈明显下降趋势，产业结构的重心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的规律。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看，重工业的比重逐步提升；从整体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将逐渐取代第二产业而居于主导地位。人均GDP在达到4000美元之前，经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工业化时期，“投资主导—工业推动”的组合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
第四，微观基础结构出现新变化。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企业实力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工业化初级阶段，广大中小企业是产业的重要支柱力量。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大企业数量快速增加，跨国公司或企业迅速崛起壮大，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带动人均GDP迅速向更高阶段跨越。例如，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年营业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比重从2.4%上升到5.4%；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型、超大型公司从0.13万个上升到0.61万个，增长了3.69倍；资产排名前100名公司的资产集中度达到46.7%。
第五，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4000美元后，也伴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出现了 “刘易斯拐点”，从而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生深刻变革。
第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新变化。中产阶层崛起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后，经济体发生的一个直观明显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迅速扩大。在现代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如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同时，中产阶层的形成，是推动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对外经济结构出现新变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经常收支持续保持盈余，贸易服务性收支缩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对外资产余额增加的情况表明一国正在向成熟的债权国过渡。比如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过贸易盈余，表明日本对外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开始从“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转变，日本经济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次深刻反思和学习的机会。当前我们的国家盈利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2009年中国财富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中国能否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跨越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看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还任重道远。（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