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资料图片）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独家承办的“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回顾与反思——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研讨会”2007年4月15日隆重举行。会前，记者书面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请他对中国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做了深入、透彻的剖析。
文/记者 孔华
余永定小传
1948年生，广东台山人，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19岁时开始自学《资本论》，研究经济学已有整整40年。他从1967年到1970年用了两年半时间攻读《资本论》，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读书笔记。1969年~1979年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1988年负笈牛津大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8年任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2000年当选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2004年7月~2006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对中国汇率改革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余永定语录
扪心自问，数十年来我一直恪尽经济学人的职守，“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这里谈不上什么崇高动机，我只是对经济学本身感兴趣而已。记得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最大幸福莫过于有一个合乎自己兴趣的工作。
余永定心水古文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如何汲取金融危机教训
勿让中国成外国投机者“提款机”
房地产泡沫破灭是泰国金融危机重要原因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您认为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有何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余永定：泰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房地产泡沫破灭是重要原因。上世纪90年代前期，泰国的套利交易十分盛行。大量资金通过泰国金融机构流入泰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由于泰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人人预期房地产价格将持续上涨，房地产投机猖獗。但是，对房屋（特别是办公楼、公寓）的需求并未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迅速增长。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已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房地产泡沫的崩溃造成金融公司和银行的大量不良债权。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国内、外资金不加紧外逃也难。同时，正是由于金融体系十分脆弱，泰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根本无法承受泰铢贬值和利息率上升的冲击。与此相对照，由于金融体系健全，香港金融管理当局就通过提高银行间拆借利息率的方法击退了国际投机者对港币的攻击。
此外，在同国际投机资本的角力中失败，则是泰国金融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外国投机者对泰铢发起攻击之后，泰国中央银行拒绝让泰铢贬值，而是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事后看来，这是一场毫无获胜机会的战斗。如果泰国银行及早让泰铢贬值，尽管可能无法避免危机，泰国至少不至于白白浪费掉几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总之，造成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各国发生危机的原因也各有不同。在最近对曼谷的访问中，泰国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告诉我，泰国危机应该称之为“资本项目危机”。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突然改变是东亚各国（乃至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共同特征。是否能够管理好资本流动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避免一场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键。
菲律宾是东亚经济状况最差的国家，但1997年菲律宾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其原因是菲律宾一直就没有什么外资，因而也就谈不上由于外资流入造成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破灭外资急剧流出之类的种种问题了。
泡沫一旦发生必须打下去
关于中国可以从东亚金融危机中所吸取的教训，在1997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泰国货币危机给我们提供的首要启示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泡沫经济的发生。泡沫一旦发生必须坚决打下去，以保证可借贷资金（储蓄）流入实物经济部门。实物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必须加以抑制，资产价格的膨胀也必须加以抑制。对后者的危害的重视程度绝不应低于前者。泰国货币危机给我们提供的第二个启示是，经济增长速度应维持在国内储蓄所能支持的限度之内。一些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泰国，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对GDP之比过高的现象。这必然会削弱国际投资者对泰国货币的信心，从而引发一场货币危机。泰国货币危机给我们提供的第三个启示是，实行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警惕国际游资的袭击，参与国际一体化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我现在仍认为，上述三点是我们应从东亚金融危机中所吸取的主要教训。中国必须加强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但不是不许流动），绝不能让中国内地成为外国投机者的“提款机”。
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
谨防中国血汗钱以光速回到美国人腰包
记者：您在今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维持大量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对中国不利，“要警惕国际间的一些经济权谋！中国必须清楚自己面临的国际环境，找出正确的对策与国际对手周旋。技高一筹，才能不吃亏。”您能否谈谈“国际经济权谋”的具体内容？
余永定：由于美国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一些人就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升值就是向美国屈服。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汇率的问题必须由中国政府自主决定。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币升值是否对中国有利（如何升，升多少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升值是合乎中国国家利益的，中国就应该让人民币升值，而不管美国是要求还是反对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利也有弊，但从总体上和长远来说，利大于弊。人民币升值对美国也是有利有弊。但很可能是弊大于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前办公室主任，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斯威戈尔在一篇文章中揭示了其中的奥妙。针对国会要求对中国对美出口征收27％附加税的要求，他写道：“如果真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了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
既然人民币升值不会给美国带来好处，为什么美国还要逼人民币升值呢？斯威戈尔的回答是：美国“决策者知道，大张旗鼓的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恰恰是奥妙的所在。美国对中国施压是“一个计谋，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
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答案？当然，人民币的低估对美国经济也有负面影响。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在未来5年内将使美国减少4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该报告同时指出，在未来5年内中国的顺差将使美国在产业结构的高端增加4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当局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要求中国在金融领域进一步开放，以换得美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的谅解（或谅解姿态）。
金融是中国的软肋，而美国在金融领域的优势无与伦比。一旦中国金融领域对美国大门洞开，中国通过廉价出口赚来的血汗钱将会以光速（不是夸张）回到美国人的腰包。
记者：目前，在热钱流入中国的同时，我国资本外逃的情况如何？如何防范我国资本外逃以及给我国金融及经济安全带来的危害？
余永定：我没有数字，不好判断。但从当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种种报道中我们可以推断，外逃或将要外逃的资产不会太少。流失的国有资产还要找到最后的归宿。这就是外国银行的地下室。
我国对资本流动管理的指导方针是 “严进宽出”，这一政策最好改为“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资本外逃主要会造成中国国民财富的流失，而非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如果泡沫经济确实存在的话，真正的危险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届时，如果居民要把部分存款变为美元，如果外国投资者要把利润全部汇出，如果对冲基金对人民币发起攻击，尽管我们有大量外汇储备，东亚金融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最近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管理，这是非常必要的。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步伐不能过快。最后，我希望强调，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非常好的。我们必须有危机意识但却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悲观。
如何防范泡沫经济
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加强资本流动管理
记者：目前中国股市与房市价格持续走高，很多人担心形成泡沫危机。你认为中国目前如何防止重蹈日本泡沫经济危机的覆辙？
余永定：日本泡沫经济的主要原因是1985年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货币供应增长速度过高、利息率过低）。有人估计，在资产泡沫破灭之前，全日本不动产价值是全美国不动产价值的5倍，日本东京的土地价值等于加拿大全国的土地价值。
国内不少人把日本的泡沫经济归咎于日元升值。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升值本身可能导致通货收缩，但并不会导致泡沫经济。为了防止日本的危机在中国重演，重中之重是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加强资本流动的管理。当然，在积极控制资产泡沫膨胀的同时，中国必须维持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此我们可以随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抵消紧缩性货币政策和升值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不利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资本的流入量和速度，如果商业银行可以承受低收益资产在总资产中比例的不断上升（存差的扩大是这种上升的表现之一），人民币的升值速度是可以由中国货币当局掌握的。反之，我们就只能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供求决定升值速度。
我们不能忘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出口产业至少在短期内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是很大的不利影响。但是，姑且抛开贸易摩擦不谈，如果不能满足我在上面所提出的两个条件，不升值或升值速度过慢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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