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镇人口剧增，使得海量垃圾及其处置成为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一位环境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的处理问题，已经影响到政府公信力、执政能力，以及社会稳定，不能作为单纯的环境问题来考虑，应警惕垃圾处理问题形成社会“敏感点”，引发社会群体冲突。

垃圾维权

2009年以来，广东多个地区居民以环境污染和健康侵害为由，发起群体性抗议活动。因垃圾场选址和处理方式等问题，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争议不断升级蔓延。

2009年9月，广州白云区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启动，引起周边群众不满，有的村民甚至进厂推倒机器，阻挠施工。2010年1月以来，李坑发电厂附近居民已多次集体上访静坐抗议。1月19日开始，上千村民连续两天在发电厂附近静坐抗议，要求停建该项目，广州警方出动数百名警察维持秩序。6天后，村民又集体前往广东省政府上访。

不仅在广东，北京等城市也发生过源于垃圾的群体性事件。如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附近上千居民在小区门口马路上聚集抗议事件；海淀区六里屯居民抗议建设垃圾焚烧场事件；海淀区奥北地区居民抗议昌平区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场事件。

在南京，2006年以来，江北市民多次聚集反对天井洼垃圾填埋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先后采取打电话、写举报信、上网发帖等方式向地方和中央相关部门投诉。在环保部评审这个项目时，居民甚至冲砸了评审会场。

据北京市政府信访办统计，2009年，北京市信访部门接到群众反映垃圾污染、臭味、市容环卫、垃圾场规划设计等问题的电子邮件1158件，同比上升57%；信件来访26件，其中6件是联名信，涉及2万余人次。

“关于垃圾问题的投诉，近年来就一直没间断过。”一位环境治理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随着垃圾处理设施的增加，投诉量也逐渐增大，主要集中在臭味上，这是因为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了，如果不处理好，今后这类冲突会呈上升趋势。

“敏感点”

“在新建垃圾焚烧场、规划垃圾处理场新址等领域和环节，群体性事件出现‘一点就着’的苗头。”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指出，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正在演变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敏点”或“压点”，一碰这个“敏点”，公众马上反应强烈。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下由垃圾处理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中，“现代文明”元素正被大量加入，例如发起对政府主管官员的“人肉搜索”，甚至同时组织“志愿者小组”，引进NGO组织及权威专家。

北京市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因为主张建设垃圾焚烧场而被反对焚烧的居民发动“人肉搜索”。王维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垃圾场的建设尽管通过了环评，但有些因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群众抵触。政府如果强行上马就容易引发冲突，这个矛盾已经多次表现出来，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专家建议，垃圾问题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和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点”，垃圾场的建设，应当从合法性、合理性，对自然环境、社会稳定的影响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估，防止政府的公共服务变成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北京垃圾“减量”

为实现城市垃圾的“减量”，北京市陆续采取了垃圾前端分类、处理结构调整等技术手段

2009年，北京市城八区垃圾产生总量首次实现负增长，郊区县的垃圾产生总量增长率比2008年明显下降。

“着意味着北京垃圾产生量的增幅得到了控制。”一位接近北京市政府的环境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减量”，与北京市多年来加强垃圾处理工作制度建设，着力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改革有关。

2006年以来，北京市陆续出台了《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固体废弃物处理规划》《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卫专业规划》等制度和规划，力推生活垃圾的“减量”。

前端分类探索

“如果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走综合处理路线，前端就要多给些资源。”长期关注北京垃圾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任何末端处理设施都要考虑进入成分，堆肥要有机物，焚烧要高热值，对前端分类有所要求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宣武区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工作人员宋师傅透露，他每天上午和下午对混合垃圾进行两次人工分拣，分出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由于混装，塑料包装等可回收垃圾很难有效分拣，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仍然混合进入垃圾楼，然后被送往马家楼转运站。

为调整垃圾处理结构，改变过于依赖垃圾填埋的处理方式，北京从2004年开始陆续投资建设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引入新兴技术产业提高垃圾专业化处理能力。

在北京马家楼转运站，混合生活垃圾由一组机械设备进行自动分选。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委托北京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北京城八区的垃圾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3.39%，这个比例是欧美国家和日本的2倍以上。

马家楼分拣出的塑料以每吨200元的价格卖给企业，用于制作集装箱的托盘等低附加值产品。“高质量的塑料可以卖到700到800元。”转运站站长石贵祥介绍说，风选的塑料里常常混杂了同样轻薄的纸、树叶等其他成分。“这个价格是亏本的，至少卖到400元才能平衡这部分设备运行成本，但政府要求回收利用达到一定比例。”

处理结构调整

事实上，根据垃圾体积和重量进行的物理分类效率有限，这些分拣出的塑料只占垃圾中塑料总量的很小一部分。

在北京南宫堆肥厂，不少一次性筷子、纸杯、电池、化妆品瓶子等，经过马家楼的机器筛分之后仍然和有机物混在一起。反复分选和堆放降解成为堆肥厂的重要工作。好氧堆肥可降解掉约一半的有机物，产生近20%的有机肥，用于园林绿地，改良土壤。剩下一部分不适合堆肥的垃圾再送到安定填埋场进行填埋。

由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运行管理的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是北京市东南地区垃圾处理系统的核心，其分选处理线每天可以消纳近2000吨垃圾。一清分公司总经理陈永生告诉记者，2008年公司在小武基上马了世界最先进的“光谱分选”处理线，不仅可以区分不同颜色的塑料袋，还可以把瓶子分出瓶盖、瓶身和商标来，垃圾处理效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

中国环境科学院专家赵章元指出，我国的生活垃圾中最难处理的是餐厨垃圾，不仅占比高，而且不适合填埋和焚烧。如果能做好餐厨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工作，再把塑料和纸张等可回收利用的成份分离出来，剩下的就是少量的玻璃、渣土等，后端的处理压力就可以大大减轻了。

目前，北京已经初步建立了垃圾处理调控核算平台，通过核定区县垃圾产生量和基准价格，确定市级财政对垃圾焚烧和综合处理设施的运行费用补助，提高现行的跨区域垃圾处理经济补偿费用。该平台帮助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统一核算，实行垃圾“超量加价，减量减费”，调控全市垃圾流向和流量，鼓励区县源头减量，促进垃圾处理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