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们对此普遍持保留的态度。“政府部门在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标准时有一种倾向，似乎越高越好，却忽略了可行性。”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业务总监毕志清说，在垃圾处理环节亦是如此。烟气排放的标准越来越严，但一些指标的检测频率，超标之后如何量化处罚等规定还比较缺乏。

王维平建议，除了建设上严格按照标准施工，还应及早建立设备操作运行的标准。“比如员工要持证上岗，焚烧厂前面安装在线监测的电子屏，实时公布监测数据，公众和政府共同监督，污染就罚款或关停。”

在这场关于焚烧的争论中，徐海云一度被称为坚决主烧派。但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承认，中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无论技术还是运行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

“任何企业都是逐利的，监管需要各种投入，公众参与、公开透明是暴露一切问题的有效办法。”但他指出，现阶段尚无公众参与的合理制度，需努力建设。

垃圾管理“保卫战”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王善成近期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填埋和焚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关键要从源头减量。

“如果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走综合处理路线，前端就要多给些资源。” 长期关注北京垃圾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任何末端处理设施都要考虑进入成分，焚烧要高热值，对前端分类有所要求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严格而细致，包括资源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危险垃圾、塑料垃圾、金属垃圾和粗大垃圾等等。如果人们，不严格照规程分类操作、按规定时间扔到指定地点的话，将面临巨额的罚款。

譬如，一个香烟盒包括纸盒、外包的塑料薄膜、封口处的那圈铝箔三个部分。那么，这个香烟盒就要分成纸、塑料和金属三类分别回收。而家庭主妇用完可乐瓶后，都会拿清水洗干净，然后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

北京从十几年前开始尝试居民垃圾分类，至今并无太多进展。宣武区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类试点，一度被指定为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参观地点，陆续吸引了大量研究人员。如今，这里已经很少有居民在家中进行垃圾分类了。

垃圾的分类程度，与焚烧产生的污染有重要的关系。北京一家垃圾处理厂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调研期用成分很纯的餐厨垃圾做试验，效果很好，但最后实际收来的几乎有一半是普通生活垃圾，拖鞋、丝袜、瓶子，什么都有。这使得设备难以稳定运行，只好不断追加投入，改进技术。

进焚烧炉的垃圾成分和热值不稳定，也对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和污染控制带来挑战。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分类收集，以减少含氯的塑料、含重金属的电池灯管等物品进入焚烧垃圾，是控制污染物的首要办法。

在日本和台湾，一些垃圾处理企业采取向周边居民免费供电、供热等补偿措施，并出资兴建配套设施供附近居民使用，如健身中心、花园绿地。

台湾公众经历了从反对建设焚烧厂到参与监督运行管理的过程。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凌永健与其团队作为独立第三方监管操作过程，公众也可以随时进入焚烧厂，其设施运行水平逐渐提高，为公众接受。与此同时，台湾的垃圾分类减量政策推行5年之后，厨余垃圾和废旧物资回收率倍增，台北的生活垃圾日处理量从高峰期的3695吨减少到1500吨。

北京的垃圾源头分类也再次提上日程，新一轮试点开始推进，含水量高的餐厨垃圾被要求用小型设备就地处理。对此，徐海云表示：“我当然希望能成功，但这同样需要投入大量成本。”

据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王伟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推进生物质废物处理和资源利用的工程，其中包括利用餐厨垃圾产生沼气发电等项目。“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应该大力发展的技术。”

在反对垃圾焚烧的中国环境科学院专家赵章元看来，一些资源化处理公司的新技术确实有待改进和成熟，但它们理应获得国家政策方向上的支持。“如果按照现在的形势，资金和力量大批投入垃圾焚烧，那其他资源化处理方法就很难发展。”赵章元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番禺宣布垃圾处理项目将重新选址论证的同时，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也将分阶段展开。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表示，现阶段鼓励业主使用厨房垃圾粉碎机分流餐厨垃圾，最终的处理方式也将通过各方大讨论决定。

寻访地下垃圾厂

游离于监管和规范之外的，是一条若隐若现的垃圾处理的地下链条

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缺口每天1000吨，餐桌垃圾处理缺口达1900吨，难以消纳处理的垃圾究竟流向何方？

泔水喂猪，回收塑料造粒后生产一次性餐盒，未经处理的垃圾和可回收资源流入地下垃圾处理……

游离于监管和规范之外的，是一条若隐若现的垃圾处理的地下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