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圣吉在《系统公民: 新千年里的领导使命》一文中指出气候的不稳定性、废弃物处理、有毒物质含量提高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或是含水层、渔场和农田表土的减少等一系列问题，使得过去曾被企业外部化的成本开始凸显在保险公司、医疗机构，以及各种产品和服务供应商的财务报表上了。那种利润私有化，而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社会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了。这些成本上升的问题已经不能再被视作是由其他人在将来某个不确定时间里解决的事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即是现在。彼得·圣吉分析了如今保险公司、消费者和投资者在这些方面的态度，来说明社会对这些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证明履行社会责任良好的公司会越来越受重视和欢迎。

但他也指出，即使是最有影响力的公司也是孤掌难鸣。如果在供应链、监管和客户意识等方面没有大范围的变革，那些企业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处在很多更大的商业体系之中，要解决问题，这些体系就必须要经历变革，光靠个别公司的政策和行动是行不通的。在现实中， GE、沃尔玛、联合利华和BP等领军企业能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发展更大范围的学习型社会，“积极地与其他各方面合作，以实现系统变革。”

为了认识更大系统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领导还必须有开放的胸怀，不必对所有事情都务求答案。就一个复杂体系来说，并不没有一种“正确”的模式与其相对应。这就说明要当好领导就要培养自己具有开放的思维，如此才可以不断地对自己所持有的观点进行质疑，并在达成共识和共同奋斗的过程里能够包容不同的观点。但是，开放的思维最终还是需要开放的心胸来配合，对于自己是构成问题的一部分的事实，要乐于接受。如果人们不能看清自己也要对问题负责，那么他们就会保持一种“责怪”的模式，永远不能触及合作关系中更深层次的力量，变革从而也无法进行。他们的态度一直就是“需要改变的是别人”，对于一个组织最上层的领导来说，如果也采取这样的态度产生很消极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发现自己最坚定的许诺来自于自我之外。我们要将奥图‧夏默(Otto Scharmer)所称的“小我”的最后残留赶走，完成我们神圣的使命，迎接“与我们共同形成的未来”。这种开放曾经为无数诗人和神秘主义者所描绘，是多种精神传统的一个方面，历史最为悠久，最具有共性。情操上的开放属于萧伯纳描述的“生命中真正的快乐，一种实现自己远大理想时的快乐。”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说法可能显得有些浪漫，但是这三种开放潜移默化的形成过程其实很久以来就已经为人所理解，可又是由于这些形成方法的失传，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今天我们苦苦挣扎的局面。孔子在著名的《大学》中描述了“七个冥想空间”，那些希望成为领导的人必须经历这七个空间来去除旧的思想和烙印，以达到一种宁静平和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理性不再将自身强加于现实。他概况地说，一个人要想成为一名领导，“其首先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此话虽然简单，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理解人性，其真实含义就不会显现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讲，只要我们认为人是伟大的疑问，只要我们认为人性是以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与宇宙相通的，只要我们认为探索和了解我们自身的过程是一种终其一生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将有机会迎来新千年发展所需要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