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到学校，10分钟路程。

在这条路上，田士明走过了15年。

教书15年，他却没有教师身份。

教师、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临时代课教师、临时工，每一次身份的转变，田士明都伤心不已，但最伤心的是，花甲之年，他竟需要重新寻找自己。

8年前，田士明在教师岗位被清退。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教师”，他们同田士明一样，寻求认同，寻找被夺去的身份。

1月11日傍晚，昌平城区向北二十公里的盘山路上，一辆灰色的老式捷达车飞快地开着。

上坡、下坡、急转弯道……30多分钟的行程里，没有遇到一辆同行的车。

田士明就住在山路那一头。

开车的人叫关江。比田士明整整小了10岁。他在山里出生、山里长大，又在山里的中学教书，随便指着一处山头，他都能讲出动人的传说。

同样是在2001年，他被工作了十多年的学校辞退。

田士明的家不好找，连关江都走错了胡同。因为在一圈砖瓦房的中间，田住在一间低矮而不协调的石头土屋里。

水壶在煤炉上呼呼直响，田士明坐在炉子边取暖，看到我们进屋，他起身迎接。“这房子是1967年盖的，旧了点儿，真是挺寒碜的。”田士明说话慢条斯理。

教师

缺少教师年代被拉去教学

在最缺教师的年代上岗，一批在当地学历较高的人成了当时的民办教师。

1986年4月，黑山寨乡教育中心的教导主任找到田士明，希望他回到学校教书，那个时候，没人愿意当老师，学生多，教师却缺得厉害。

田士明教课在乡里早已有名。1975年他初中毕业后就曾在村里教过小学。因为当时村子里上过初中的人少，而且，文化大革命也造成教师缺少。民办教师就出现在那个时代。

重新回到学校教书，田士明感到了做教师的光荣。一个学年下来，黑山寨乡教育中心的7个学校排名中，田老师班里的成绩总是第一。

在与田士明家相隔30多公里的上店村里，“教师”杜玉珍与田士明的命运如出一辙。

因为上学时成绩优秀，在最缺教师的时候被拉去教书，也是在2001年“被清退”。

在初中教了18年地理课，杜玉珍教学带班都有一手。学校里什么嘎(淘气)学生她都教过。前两天还见到一个特别嘎的学生的妈，握着她的手说：“要不是杜老师，我们孩子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说起学生和教学时候的故事，杜玉珍就好像把所有不愉快都抛在了一边儿，笑得无比幸福。

民办教师

报考师范希望民办转公办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转正的希望，考师范、自学，这些似乎能让希望更近。

田士明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听到过民办教师要被辞退的消息。

他打算考取昌平师范，考上了，就能转正。

田士明比录取线高了40多分，但是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觉得他腿部有小儿麻痹，在体检上把他刷了下来。

又过了一年，田士明找到校长希望再考的时候，却发现报名资格上要求年龄小于30岁，那年，他刚好不到31。

“这都是命。”田士明说。

每一位民办教师都有一个转正的希望。

1992年，原财政部、人事部、国家教育委员会等联合发出《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通过师范学校定向招生和‘民转公’，逐步将一部分优秀民办教师选招为公办教师”。

那一年，杜玉珍似乎看到了希望，学校里只有她一人作为优秀的民办教师去参加统一组织的心理学和教学专业课考试，她一边教课一边看书，虽然成绩都在70多分，但是距离90分的通过线，还有差距。

杜玉珍没有多想，回来继续教课，她相信，教了这么多年书，将来一定能转正。

1995年，杜玉珍第一次感到害怕。转正迟迟没有消息，报纸上却写着没有大专文凭就不让教初中的消息。

杜玉珍硬着头皮去找校长，求他说，您让我去进修吧。杜玉珍说，那个时候，代课教师是不给进修的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