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
这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规定》,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
根据有关研究者提供的材料,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经典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记叙文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以来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课本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普遍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这样,各地的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
课堂形同虚设,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很多语文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语文”课基本变成了“政治课”。在“文革”开始初期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据有关文献披露,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还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在广州,根据有关研究者整理的资料,1974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
在上海,有关文献显示,教育管理部门发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清敌我友、从小懂得爱什么、恨什么,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努力奋斗”。
这份大纲还详细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范围”,强调“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要求选材范围是“从政治领袖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题材中选取文章”。
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
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语录》《一张大字报》《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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