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７日电 随着“十一五”的到来，中国不仅开始了新的历史转折，同时承担这个转折任务的人才也在开始更替。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受高等教育的人集中退休，八十年代及以后的大学毕业生将在中国各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５年，中国有十余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履新，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５５岁，多数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集中受高等教育的时间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供的数字也显示，２００５年资助的总金额２２.５亿元的９０００多项“面上项目”中，超过四分之三的项目负责人年龄在４５岁以下。

中国规定，男性６０岁、女性５５岁退休。由于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的“文革”期间，中国大学停止了高考招生，因此恢复高考之后培养出的八十年代大学生直接成为六十年代大学生的后继者。专家认为，这将给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少的变化。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受到的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教育。但在八十年代后，包括课程设置等都改革了，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新知识，许多人还有机会出国留学。

从参加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代表委员的年龄和教育背景上看，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四五十岁的八十年代受教育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４６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穆京祥说：“从进入大学起，２０多年连续不断地平稳学习、工作，是我们比上一代人幸运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谢朝华今年４８岁。他在１９７７年幸运地从５７０万考生中脱颖而出，作为２７万名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之一进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学专业。

谢朝华１９８２年毕业的次年，他被公派赴法国巴黎攻读法学硕士和博士。１９９４年他在北京开业了中国首家个人律师事务所，此后不久他加入了中国８个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并很快成为这个党派在北京市的领导人。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定西市委书记石晶受到的最震撼人心的一场“教育”，是１９７８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成了中国掉转船头后第一批受益者的一员。１９７９年，他考入西北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打开了我观察外部世界的窗户。”

与九十年代受教育的一些人相比，这批人对基层国情普遍更为熟悉。１９７４年前，石晶高中一毕业，就来到西北大山深处插队。１６岁的石晶每天早上５点多起床，用锹和镐头从山上挖土，然后用架子车运送满载着泥土的箩筐，与无数知识青年一起大修梯田，改变自然面貌。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姚建年用“七十年代上山下乡，八十年代大学毕业，九十年代归国创业”来形容这一些人的一个特点。姚本人中学毕业后就下乡，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赴日本读完博士。归国后的姚建年成为中国最早进行纳米材料研究的科学家之一，现在他正积极倡导将他的成果推演至生命科学、生态环境乃至能源等领域。

人才被认为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温家宝总理在５日的全国人代会上特别提到了“人才强国战略”。中国未来需要的人才包括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

在对一些八十年代后受教育者的访谈中，记者发现，公平、公正、民主、法制、科学、创新、准则、监督、市场、竞争等是他们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

“他们是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以人为本等理念直接和有力的推动者，这代人的脱颖而出将使中国完成一次划世代的人才更迭与思维方式转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白钢说。（记者刘畅 肖敏 王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