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们，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是农民工的子女，他们不得不遭受求学上的种种不公，承受城市孩子无法想象的种种压力。

    接受教育，是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当我们走近这群孩子，面对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上学费用高：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第一道坎

    开学已经好几天了。因为交不起300多元的学费，12岁的陈其国迟迟没有报到。

    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家。这是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房子，单人床、破衣柜、旧电视、煤气灶就是全部的家当。一盏10瓦的荧光灯下，陈其国正在专心地看书。

    他的父亲卧病在床，一提孩子上学的事，眼圈就发红：“这两天，看到别人的孩子高高兴兴上学，我的心里难受得就像刀割似的。真对不住孩子，我这个做爹的，连他上学的学费都付不起……”

    和陈其国一样，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不少农民工子女不得不放弃求学。

    树人学校是北京海淀区的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开学已经一周，还有100来名学生没来报到。校长董庆云习惯性地瞅瞅校门口，有些失落，又有些无奈。“反正每到开学，总得少那么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转学了。至于有没有人辍学，那就没办法统计了。”

    目前我国有将近2000万流动儿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义务教育年龄段的流动儿童中，9．3％的孩子处于失辍学阶段。这就意味着，全国有近200万流动儿童失辍学。

    上学费用高，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面临的第一大困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带孩子进城上学的大都是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工，而相当一部分在建筑工地、生产企业和服务行业工作的农民工，这个念头想都不敢想。在重庆已经打工多年的张庆，这两天还在为家中两个上学的孩子发愁：“孩子上学没人管，但到城里读书要额外交那么多钱，我哪承受得了，这只能是个奢望。”

    到公办学校上学：不敢多想的“奢望”

    天刚蒙蒙亮，唐静就起了床。小心翼翼地将前天晚上吃剩的饭菜装进饭盒后，她摸黑赶往10公里以外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开始一天的学习。

    “我也想去公办学校上学，至少那里有好的食堂，但学费实在太高。”一想起夏天，早上带的饭菜到中午就有点变味发馊，上海宝山区安南小学的这位4年级学生心里就有点发酸。

    国家规定，公办中小学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但真正要到公办学校上学，对农民工子女来说，还是一个不敢多想的“奢望”。

    为了缓解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南京市要求10所公办小学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但记者在鼓楼区的宁工小学采访时发现，外地生要到这里上学，除借读费外，还需交纳1000元赞助费。学校姓李的教导主任解释：“我们也想对所有农民工子女开放。但如果真这样做了，学校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容纳量。那叫我们录取谁不录取谁？考虑到这一情况，学校还是设立了一个小小门槛。”

    收费高，并不是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上学难的唯一原因。“北京的公办学校，用的都是北京本地教材。将来考大学，因为没有户口，孩子还得回去考，怎么办？”从山西来北京打工的张眉拴愁苦地问。考虑到这个因素，许多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使用全国统一教材的民办民工子弟学校。

    “城里孩子爱欺负人”“城里孩子瞧不起我们”，这是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同坐一个教室的切实感受。“我妈妈很少给我零花钱，我也没有什么新文具。城里的同学就笑话我家里穷，还骂一些难听的话。我心里难受极了，可是我不敢告诉妈妈。”从山东来到无锡，在一家公办学校就读的赵荣伟，说起城里同学对他的排斥和歧视，就忍不住伤心的泪水。

    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尴尬中迷失方向

    开学了，已在北京转了两次学的汪磊，又来到树人学校插班。这之前，他就读的“蓬勃”“光明”两所民办民工子女学校，已被教育部门勒令关闭。“孩子上学一年多，已经转了三所学校。我最担心的就是现在的学校又被关掉，孩子中途没地方上学。”来自安徽肥西的父亲汪玉和忧心忡忡地说。

    几乎所有的农民工子女上学都有过转学的经历。因为公办学校门槛高，在城乡结合部，条件简陋、收费较低的民办民工学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然而，这样的学校绝大部分都戴着“非法”的帽子——没有办学许可证，经常不是被驱赶就是被关停。

    已有3年在北京“办学经验”的秦继杰一谈起这件事，总是长吁短叹：“要拿办学许可证，必须有房屋产权证。可由于经费紧张，学校只能租用别人的场地及房屋。别说拿不出房屋产权证，就连房东也拿不出，因为房东也是租村里的地。”

    在这样的学校学习谈何舒适的环境、良好的教育？在宁波北仑小镇的一所民工学校，记者看到的校舍只是一栋只盖了一半的两层旧楼，教室之间只是用砖块简单地垒起隔开。下课铃一响，厕所前不一会就排起了长龙。因为全校厕所坑位与学生人数的比例达到了1比80。“没有钱，想干什么都不行，只能先凑合下去。”校长对此也只能摇摇头。

    学校的老师也像走马灯一样不停轮换。“春节一过，教师走掉一半是常事。许多年轻教师都把这儿当作跳板，双休日就泡到当地的人才市场，一旦找到合适的工作，立马就跳槽走人。”宁波市教育局调查发现，当地流动人口学校持有教师资格证书的不到30％。

    广州市政府特约教育督导员李伟成对广州的流动人口学校给出这样评价：办学条件普遍较差，与公办有较大差距；教师队伍不稳定，无证上岗较普遍；教学质量堪忧，停留在识字、扫盲和托管的层次上。”但就是这样的学校，却接受了当地70％以上流动人口的子女就读。

    我的一天：不能承受的生活之重

    “早上三点钟，我和妈妈一起起床。刷牙洗脸后，我和妈妈一起到五里之外的白云亭市场去批菜。批完菜后，我和妈妈一起把菜用车推到菜市场去卖。然后，我回家做早饭给弟弟和自己吃。等我们都吃完早饭后，我到菜市场把妈妈换回来吃早饭。妈妈吃完早饭后，再来换我。然后，我就背着书包去上学。

    中午放学之后，我回家做午饭。等我和弟弟都吃过午饭后，我再去菜市场换妈妈回来吃午饭。等妈妈吃完午饭后，再来换我去上学。晚上，放学之后，我回家边做晚饭边做家庭作业边带弟弟。等妈妈卖完菜后，我们就可以吃晚饭，吃完晚饭，我就可以睡觉了……这就是我的一天。

    这几天，我妈妈说我上学没什么用，还不如专心帮她卖蔬菜，但我真的很想上学。”

    ——这是南京一所小学，一位农民工子女写的作文《我的一天》。

    王红梅是北京陶行知学校的班主任。一向沉默文静的她说起孩子就打开了话匣：也许是生长环境和家庭生活背景不同，有的过早就担负起照顾家里的重任。和同龄的孩子相比，这些农民工子女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就埋下了很强的自理自立意识，同时他们又是一群敏感而又易受伤害的特殊群体。

    刘阐（化名）是北京智泉学校一名免费就读生。由于父亲被判入狱，母亲改嫁，只能依靠爷爷替人看大门而生活。每到开学时，他总是不得不做让他感到很丢脸的事：老师，我爷爷交不上学费，您先让我上课，过几个月爷爷把钱补上……

    他静静地站在记者面前，被寒风冻得裂了口子的小手紧紧贴在裤缝上。记者小心翼翼地避开他那清秀的目光。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在那窗户下面，是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灵。

    新华网 2004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