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是全国最小的‘官儿’，可他们每天想的、做的都是党和国家最关心的大事呵！……随着时代的变化，老一代‘村官’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村官’还能后继有人吗？”——今年2月，老报人范敬宜写下了上面的一段话(2006年2月9日《人民日报》)。不过范老的忧虑很快便消散，因为他从当天的报纸上见到了题为《(北京)大学生今起报名当村官》的新闻。

7月初，2016名大学生村官已奔赴京郊1853个行政村，开始为期3年的基层工作。包括范老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大学生村官给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在他们身边仍是困难重重，在他们身后不乏疑惑的目光，大学生村官的发展前景似乎还不明朗。

“小事做好了，服务老百姓的大事自然就有了”

“静一静！咱们三塔寺的孩子是最乖的，大家要认真听大哥哥大姐姐们讲课。”朱娜招呼一帮孩子们坐下后，对记者说：“这是我的长项。”朱娜所指的是组织宣传文娱活动。

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的朱娜在今年上半年经过激烈角逐，来到平谷区马坊镇三塔寺村当上了“村官”。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又把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请”到村里来实习，“让他们也了解了解，看看在农村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

朱娜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回忆起了今年6月她组织的一场村运动会。依据村民的特点，朱娜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充满乡土气息的运动项目：背夹球、赶猪跑、大丰收……

“盛况空前。”朱娜这样形容当时的场面。

朱娜的热情在许多大学生村官身上都能看到，她的经历也正在陆续上演。

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的魏洪亮应聘时被怀柔区庙城镇孙史山村党支部书记焦跃进一眼相中，此后，他的同学似乎便忘了他的名字，而是直呼他为“村官”。对于这个称呼，魏洪亮回答得也十分干脆，“做一名村官是很光荣的事情。”

魏洪亮到村里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把整个孙史山村逛了个遍，又利用周末时间熟悉了庙城镇。“村里面有多少亩地、几个企业、几家大姓氏，我全知道。”

接下来的半个月，魏洪亮的主要工作是起草文稿，这令他十分兴奋：“村长给我们经验，我们给村长理论。我们会什么呢，不就是空有一肚子理论，还真是来对地方了。村里的通知、报告、请示等公文终于合乎规范了。”

村里一位老太太说得实在：“有了大学生真不错，孩子不会做作业找得到人问了，还能上网告诉俺们价钱什么的，真好使。”

对于比朱娜们提早1年来到农村的黄腾宇来说，热情和新鲜感已经退却，取而代之的是更自觉的服务意识。

“到农村服务农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阵子服务容易，长期服务难；表面服务容易，真正服务难。其实，当我们每时每刻想着老百姓的时候，就已经在为老百姓服务了，这时我们会发现，有许许多多服务老百姓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小事做好了，服务老百姓的大事自然就有了！”黄腾宇说。

外来大学生和农村本地人，谁更适合当“村官”

“村两委班子文化素质毕竟不高，引进大学生可以在很多方面带来变化，但变化不会是翻天覆地的，大学生的作用有限——对不对，小黄？”三塔寺村党支部副书记刘香云问道。

“是。”黄腾宇老老实实地回答。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讲，黄腾宇都称得上在同辈村官中领先一步。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黄腾宇所学专业是农村发展学，曾担任中国农业大学第一大学生社团农村发展研究会的常委，并有多篇关于农村发展的论文获奖。2005年毕业前夕，他来到平谷区马坊镇三塔寺村担任村官。

“小黄刚到村里时村民们可兴奋了，说村里来了大能耐人，恨不得来一个大学生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刘香云说，“但我感觉现在大学生所学的知识跟农村的实际情况有点不对口。村民们最需要什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懂实用技术的人，直白点讲，就是能让他们尽快富起来的人。”

“上星期全村开大会时，有村民就对小黄说了，眼看着现在种地不挣钱，土地也越来越少，工厂倒是多了，可哪有工厂要我们这样40多岁的人呢？大学生有能耐，能不能搞点项目，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业场子，让我们一天能挣个十来块钱，也心满意足了。可是，小黄能有什么办法呢？”刘香云说。

对此，黄腾宇也有些无奈：“国家号召大学生来到农村——尤其是今年，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当这么多大学生来到农村之后，国家是不是应该再出台配套的政策为大学生在农村大展拳脚提供便利呢？”

“村助理在农村工作的核心应该是增加农户的收入。就我自己而言，有时我有很多想法或设想的项目，而且可以形成有目的、有计划的调研报告或实施方案。能否就此报上级或有关部门，经过论证、审核从而获得一定的政策或资金上的支持呢？”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但是这个支点由谁来给？怎么给呢？”豪言壮语的背后掩盖不了黄腾宇的困惑和期待。

与制度环境的欠缺相比，大学生与村民之间的观念博弈同样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我有心理准备。”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的胡妍(化名)清楚，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有大量的说服工作要做。

“我们村大量种植栗子和核桃。但长期以来，村民们所习惯的模式就是有了收成就拿去卖钱。我们想说服村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要急着卖出栗子和核桃，应该追加投资设立工厂，对原材料进行深加工，赚取更大利润。但村民们都觉得尽快拿到现钱心里才踏实，多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维不是朝夕就能改变的。”

胡妍认为，观念无法对接的背后涉及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农村究竟是交由本地人治理好呢，还是交由外来的大学生治理好？

“新农村该怎么建设？村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农村？这是我们这些大学生乃至所有的‘城里人’不熟悉、不了解的——应该把当地干部的经验和大学生的知识文化结合起来协同治理。”这是胡妍给出的答案。

魏洪亮看问题的角度则有所不同。

“如果用农村本地人来取代我们，那只能算是村委会班子的扩充，新意在哪里？我们不能一上来就嚷着改变一个村子，而是要协助它发展。只要采取令人舒服的方式，我想，观念的差异不会成为交流的障碍。”

酝酿中的“双赢”之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今年2月撰文指出，大学生当村官是人才培养和新农村建设的“双赢之举”：一方面打造了人才培养和锻炼的新模式；另一方面，破解了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困局，促进了新农村建设。(2006年2月9日《人民日报》)

团北京市委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对于下到基层，走进农村的大学生来说，在相关岗位上肯定存在一个磨合的过程。没有哪所学校能够教给学生包打天下的知识，重要的是，大学生们已经在学校培养了良好的学习能力。只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一定会把自己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今年我们在招募赴基层服务的志愿者之前进行了岗位需求调查，结果基层要3000多人，我们共招了1500人——这充分说明基层对于大学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用的认同。抛开各种阻力、困难不论，我能感到大学生和基层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认同感和交流愿望，而这种埋藏在人们心中的力量将会极大地推动‘双赢’局面的出现。”该负责人表示。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杜晓 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