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日，旨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在英国伦敦落下帷幕。表面上看，包括中美在内的各与会领导人“达成”了多项共识，如增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加强金融监管等。然而从实际结果看，与其说是多方共识还不如说是美、英两国的胜利。因为峰会召开前中、俄等国家提出的改革国家金融体系的建议并未取得任何进展，甚至未被列为讨论的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早在该建议刚提出之初就立即断然拒绝采纳。

究其原因，在于当前以美国为核心的国家金融体系，而这也正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最深层次原因。众所周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国际金融体系大体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金本位体系(1870—1914)、布雷顿森林体系(1945—1975)和牙买加体系(1976—)。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牙买加体系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了修正，但并未丝毫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也正因为此，美国能够在长时间内为所欲为，一边极力向世界各国推销其国债，一边又打开印钞机用于还债，从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此，美国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提出了所谓的中国“过度储蓄论”。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过度储蓄论”不仅是毫无道理的，而且是非常可笑的。“过度储蓄论”之所以能够出笼，一方面是美国政府为自身失误辩护，另一方面是为了逼迫中国救美。笔者一贯认为，美国政府及代表其利益的美国企业和国际机构针对中国的一言一行，都是服从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的。近年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美国日益视中国为其心腹大患，并制定了“遏制中国”的战略，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人权、石油、粮食等多场战争。这一次，金融危机很有可能是美国公开操纵的一场阳谋，是其公然发动的一场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财富的金融战争。

铁的事实证明，美国才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应该为全球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因为长期以来美国执行了一系列错误的经济、金融政策。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低利率政策。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其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和“9•11”事件的发生，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此，美联储连续10余次降息。2001年，美国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10%以上，其中9月份激增了24.9%。在低利率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随之迅速发展。在世界各地高风险偏好的对冲基金、养老金以及其他基金的大量介入下，原有的放贷标准在高额利率面前早已成为一纸空文，新的市场参与者不断鼓励放贷机构尝试各种各样的贷款类型，从而为一些在通常情况下被认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获得购房贷款创造了极大便利。一旦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发生异常，便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国际金融市场。

（二）财政赤字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前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为了维持这一地位，有时是为了刺激国内经济，美国动辄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如海湾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这就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2007年美国军费开支为5470亿美元，占全球支出的45%。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美国不得不长期实行巨额赤字政策，这就大大增添了发生金融动荡的风险。

（三）贸易赤字政策。美国自1969年开始，国内总投资超过了总储蓄。一国在本国国民储蓄不足不能为本国投资提供足够资金的时候，就需要从其他国家借入资金。因此，经常项目逆差也就是储蓄与投资的缺口。一方面美国人沉醉于寅吃卯粮过度消费，一方面政府又堵塞重要的生财之路，美国入不敷出从而出现巨额经常项目逆差是必然的。为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美国一方面通过贸易赤字在输入大量廉价实物资源和输出大量美元，同时又通过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输出金融资产吸收流出的美元回流到美国来为美国提供融资。华尔街金融资产的供应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发展作为支撑，难免诱发金融危机。

（四）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在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 房地产成为布什政府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次级贷款便应运而生。美国成百上千个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卖给“两房”，在转移风险的同时，又获得了重新放贷的资金；而“两房”凭借其背后隐含的国家信用担保，低息借债买下次贷，然后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法，以次债的形式卖给华尔街的投行、各国的央行、商业银行等机构；在次贷转化为次债后，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又再次衍生，构造出各种次债信用衍生品。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级积累了金融风险。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在10月２２日指出，那些毕业于哈佛等大学的“天才”在国际金融界发明了“无本炒股”、“空手放贷”的妙计，这些有害的投资产品杠杆比率最高甚至达到了３０倍，使金融风险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五）政府监管不力。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蒂罗在《扩展》杂志上逐点分析了引发这次危机的机制，认为从微观上来讲，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金融当局的监管不力。事实上，美国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华尔街大资本家的的代言人。在美国，华尔街大享们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对美国政府、国会和司法系统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这就使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总是倾向于保护华尔街的利益，在应该对华尔街进行监管时，总是迁就、迎合，使华尔街金融市场变成了一个没有规则，疯狂逐利的大赌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美国楼市泡沫的破灭，而元凶则是那些因缺乏监管而放任自流的美国证券公司和对冲基金等“影子银行系统”。

（六）强推金融自由化。美国是“自由经济”的信奉者，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反对政府干预。而且以这种理念来教导和指导全球的其他经济体。回顾20世纪80年代拉美发生经济危机，90年代东南亚经济危机，这些国家无不是受美国和国际基金组织的“劝告”开放资本账户，搞所谓的金融自由化。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

（七）推行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树立了美元等同于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该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尽管已经与黄金脱钩，但它仍然惯性地继续作为国际中心货币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用作储备，直到今天，美元的强势地位也没有根本改变。美国可以靠发行美元，获取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所以在相当的限度内，美国可以通过滥发美元向全世界人民征税。也就是说美国可以转嫁危机，让全球人为其财政赤字买单。这一方面助长了美国人毫无节制的借款行为和寅吃卯粮的消费行为，刺激了房市的非理性繁荣；另一方面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将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其他投资者，并使风险扩散至世界各地。有数据显示，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1971年，全球没有出现过什么金融危机，只有几次小规模的汇率危机。然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范围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平均每三年就要爆发一次。

（八）培育错误消费观念。美国人的消费理念是提前消费，而不是储蓄，先贷款花钱再去还贷。长期以来，美国大量居民利用住房抵押贷款的再融资来获得更多贷款，以维持自己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由于市场利率较低，房屋价格不断上涨，住房抵押贷款者可以以已经升值的住房为抵押，以比原有贷款更为优惠的条件，借入一笔新的贷款。在偿还旧贷款之后，多出来的部分便可以提取现金，作为自己的消费开支。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正是美国人近乎无节制的消费，而且还是大规模借钱消费。《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开始寅吃卯粮，通过借贷弥补亏空。通过各种新发明的金融产品，任何人都能为了任何目的借到相当数量的钱。但住房债务也越变越大，从1974年的6800亿美元增加到如今的14万亿美元。整个国家卷入一场大骗局。过度举债的美国正从噩梦中惊醒。”

由上可见，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元霸权及其主导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只要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不改变，美国还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转嫁危机成本，来消灭债务。一旦美国人习惯了这种寄生的生存方式，它会更加变本加厉。改革现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经迫在眉睫。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日前指出，世界应建立一个“多货币”经济体系，减少对美国和美元的依赖性。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强调指出，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努力营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根据以上考虑，我们主张重点实施以下改革举措。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武锋 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