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关注：中国大城市群为何与发达国家差距大 -- 中国发展门户网

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其规模是欧美、日本、东南亚各国所经历的人口移动所不可比拟的。大规模的人口移动需要产业和城市的容纳，需要市民社会的形成作为保障。促使人口移动的能量是人们对现代生活模式和水准的渴望，是人们对更高收入水平的追求。这股能量是巨大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

中国历史上，曾创造出过灿烂的城市文明，但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与近代城市是有着根本区别的。那时，人类的主要生产、生活空间是在农村，那时城市的主要内涵是商贸。中国唐朝时期的长安、宋朝时期的开封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大小城市是这种消费和行政城市的代表。工业社会是城市经济，这种经济要求城市功能的配套和产业集聚的支撑。因此，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之后，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国家的经济重心也从农村转入城市，工业成为经济的中心，产业革命的结果是近代城市的建立。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与中国丰富、优质的劳动力供给有关。如果我们今后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东部的工业地带必须做好接纳大量外来人口的准备。现在，中国已有1亿多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个数字本身已经相当于日本总人口。我们对中国的人口移动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模型，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到2030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都将形成一个人口总数为3亿的高密度的空间。可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规模人口移动，今天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今后20—30年内，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将会转移到城镇，大部分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将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这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

而且这种转移将在两个三角洲形成巨大的大城市群！这与欧美城市化的道路是不同的。

产业革命在欧洲诱发了城市化。城市化先发地区欧洲各国的主导产业从纺织工业到机械工业，到钢铁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到电气工业、汽车工业，再到今天的电子工业、信息服务业，历经两百多年的岁月。这使欧洲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移动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相对比较从容。欧洲很多地区的城市化是从小城市发展起来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历史给了他们时间，但后发国家没有这种时间上的余裕。第二，当时的生产力对城市功能、规模的要求与今天不一样。产业革命初期，主导产业是纺织业，对产业集聚的要求不高。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人口和经济向大城市集中的倾向。社会生产力的主导产业从纺织业渐次转到钢铁、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内涵对城市在规模和功能上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欧洲大部分城市的人口大多来自周边的农村地区或由城市本身的自然人口增加。但是对于工业化的后发国家而言，赶超型工业化进程要求后发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走过工业化先发国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要求劳动力从农业几乎同时向所有的现代产业进行转移，要求人们从全国各地的村落社会和地缘社会走向城市。

在国际竞争中，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比较有利呢？中国是应该选择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模式？一直是政策争论的一个热点。工业化后发国家首先需要的是效率，它需在很短的期间内走完工业化先发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因此它不得不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加速它的工业化进程。

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200多年的工业化的进程走过了一条城市化、大城市化乃至大城市群化的道路。城市集聚的规模在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大。如果能够有效地防止大城市病，城市越大，城市集聚产业人口的能力越大，效率越高。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真正能够参与到国际竞争中的实际上是大城市、大城市圈、大城市群。所以说，21世纪国际竞争的真正据点应该是大城市圈、大城市群。因此中国急需制定发展大城市圈、大城市群的战略和政策。

在信息革命的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要为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提供高效率的环境。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应充分认识到以大城市圈、大城市群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的重要性。

关键是突破行政区划

回顾近代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国家一直都未放弃工业建设的努力，但社会政策却建立并旨在维护农业社会的基础，所以中国的城乡二元对立现象一直存留至今。尽管近代中国对工业化的追求是执着的，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没有意识到工业是属于城市经济，没有意识到工业化与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文明演变过程。忽略了城市化与社会现代化，不能不说这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失误。

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走的是重工业化道路。重工业化的一个重大陷阱就是利润很低，如果没有消费品产业高利润补偿，重工业不能进行自身的扩大再生产。中国采取了以农补工的形式。当时农村不仅要承担对工业化的投入，还要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的生活资源。所以政府尽可能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以减轻城市负荷。这就是建国后30年政府不断把干部、学生迁往农村的深层经济原因。

可以说，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走的是一条逆城市化道路。逆城市化在政策制度上人为地把中国人口分割成为农村人口、城市人口两个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这种分割极大地局限了我们的政策思维，由于害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所造成的混乱和困难，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了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农村工业化。大搞乡镇企业，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村工业化是导致中国改革开放20年粗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大背景下，小城镇发展模式应运而生了。

并不是说不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但就目前国内外发展趋势看，大城市群可能创造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现在最有希望的是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再一个是京津唐地带。但后者的城市间的联系很薄弱，前两个大城市群也还远远没有真正成形。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将会出现3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目前最大的挑战是突破行政区划问题。不合理的行政区划是阻碍中国城市群经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各级行政区划层次较多，分割过细，各级政府对区划内经济活动干预权过大等原因，各行政区内的经济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中国的地区经济具有强烈的行政区经济属性。随着通勤圈、通学圈、购物圈、产业分工圈的扩大，行政区经济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城市圈以及城市群的形成的阻碍将越来越大。行政区经济阻碍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问题，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十分突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的形成与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格局。

把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城市群看也存在巨大的差距。欧洲是国民国家的发源地，搞了两百多年，现在把国界的概念不断降低，以利于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流通。

在形成大城市群过程中，珠江三角洲有两个必须克服的问题。一是在产业结构上必须培养新的增长原动力，完善大城市群内的分工配套，对香港以外的珠江三角洲而言，加强原材料基地的建设、半导体等元件产业基地的建设、提高机械加工能力、研究开发能力非常重要。一定要超越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的模式。对香港而言，发展金融、信息产业以及强化对内地、东南亚地区影响力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二是要正确认识“一国两制”的问题。大城市群中各大城市圈功能的紧密分工，对大城市群的发展是有利的。“一国两制”对珠江三角洲各大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功能和城市空间是有益的，但不能画地为牢。

大城市群和大城市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京津唐大城市群，就包括北京大城市圈、天津大城市圈、唐山大城市圈，每个城市圈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建设大城市群时，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强化各城市圈之间的关系。

日本在100年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直不断在进行村、镇、市的合并，但是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这一级没有动过，县域的过小阻碍了日本地方城市的发展。如果一个县只有100万人口的话，县府最多集聚80万人。为什么现在日本讨论建立州呢？如果并县，地方核心大城市就比较容易形成。

现在，有人提出北京与天津合并为大北京，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北京搞一个大型国际交流的功能，可以覆盖周围几百公里，那么天津也搞就没有必要了。天津应该搞别的功能。但是为了让天津人也能利用上北京的功能，必须强化北京天津之间的各种交通、信息的交流功能。北京至天津的火车一天才十几班次，相比之下，东京至大阪的新干线在高峰期几分钟就对开一班。广州至香港的列车班次也太少。我们要认识到内地没有能够充分利用香港的功能，是香港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中国重视完善城市圈交通体系的城市极少，维系与城市周边地区的交通设施仍然只是公路，在公路沿线的无序开发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以汽车为主的交通骨格是不可能支撑起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化社会的经济和生活活动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地区应该尽快地形成以通勤铁路和高速铁路以及地铁为主的高速轨道交通体系。

中国城市圈、城市群发展的滞后将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因为我们中国经济能跟世界经济竞争的地方，还只是几个大城市群。我们无法拿西部跟世界发达国家竞争。我们迫切需要整合、提高我们的可能有竞争力的空间的社会经济机制。我们要学会整理我们政策决策、规划决策的优先顺序。

城市化呼吁管理现代化

关于大城市圈(Metropolitan Area)有很多定义，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是通勤圈。大城市通过建设近郊和远郊地区，通勤半径可以逐渐延伸到20至50公里，在高速铁路网发达的东京，现在可以达到100公里。这样一个通勤圈域可以称为大城市圈。比如东京现在周围100公里以内都可以作为一个通勤圈来考虑。大城市圈的半径受铁路、公路建设水平左右。城市圈的扩张不是单纯的同心圆式扩张，而是沿主要交通干线呈放射线型延伸，在延伸放射线上可以分裂出许多卫星城市。

大城市群(Megalopolis)是被高速交通轴缩短了时空距离的大城市空间。1961年哥特曼(J•Cottman)在他的著作《大城市群》中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当时他是把美国东海岸5个大城市圈连成的一个3000万人口的地区总称为大城市群，但他没有对大城市群进行一般性定义。哥特曼研究对象的大城市群的内涵在生产力与发展模式上都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今天说的大城市群，已经远远不是哥特曼所研究的概念，而是要探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和新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下的大城市群的发展，其规模与密度，都与哥特曼讲的大城市群完全不同。

发展大城市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接上亿农民进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仅仅把农民作为外来的劳力，而没有考虑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城市主人的需求。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产业革命以后，人们为谋求城市生活，谋求现代化的工作效率，从农村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化同时伴随着社会的近代化，必须同时创造市民化社会。没有市民化社会，城市是无法延续下去的。

城市化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生活、工作空间要从农村转入城市。人的社会生活有三个基本要素∶工作、终身保障和社会交流。在农村社会，人们大多数从事农业，土地是终身保障的根本，村落共同体是人们社会交流的基本。而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要求人们在高度的社会分工当中谋求具有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职业，人们需要离开土地和村落共同体进入城市。因此，城市必须为人们提供就业和教育的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交流环境，这三种要素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教育、培训是市民社会的门槛。劳动力需要培训才能进入现代化产业的生产领域。同时，市民社会要求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每个成员的生老病死。

以前，这些都是由企业承担的。

企业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提供新的交流空间，但企业的封闭性会禁锢人们的生活模式，损害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独立性。在社会生活上过份依赖企业，将导致现代化进程走向企业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关于这一点，日本有沉痛的教训。

为了向市民提供社会交流的空间，在城市建设中应该充分考虑为社会交流创造公共空间。例如广场、会议所、公园、图书馆、公共游乐场所等。但是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中，缺乏市民进行交流的场所。

目前，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国际竞争的关键不是技术竞争，而是社会机制的竞争。

在社会机制上，人们曾有三种认识上的错误。第一种错误是只想要工业经济的生产力和军事力，拒绝对工业经济所要求的社会结构进行社会机制的变革。第二种错误是缺乏对西方社会机制的研究和总结，没有认真地总结人类社会在产业革命后所进行的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实验。人类为这些社会实验和实践付出了重大代价，它的经验和教训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

中国是后发国家，我们可以研究和总结先行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这样中国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三种错误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机制的全盘否定和破坏。社会发展是延续性的，不能强制性跳跃。中国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来源于对既存社会机制的破坏。

一个有优势的社会机制一定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我们要在学习和总结他人的经验教训、继承中华民族在社会机制上留下的宝贵财富的基础上，尽快地创建一套适应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发展的社会机制。这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关键。(作者为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大城市群∶21世纪全球竞争的单位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依然具有生命力，在参与全球竞争时，国家仍然是基本单位；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要求生产力冲破国民国家的界限。但是一个国家有很多空间是没有竞争力的。有些地区，没水没草，人都无法生活，不可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空间。所以说，今后的国际竞争基本单位应该定位在城市。

因为只有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才有产业集聚，只有城市才有国际竞争所需要的产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例如，上世纪60年代日本重工业化鼎盛时期，仅占国土面积12%的“四大工业圈”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独占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70%；而这“四大工业圈”中的“四大临海工业地带”虽然只占国土面积的2%，但其工业产值却占日本全国的30%。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工业化区位的大城市取向。

日本现在有很多中小城市都面临严峻的衰退问题。工业化时代，日本的人口和经济向四大城市圈集中，而现在却在向东京一极集中。我们不能再一味走小城镇的发展道路。这不是否定小城镇的作用，而是说不能走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

21世纪是全球合作与竞争的世纪。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大城市群正成为这场竞争的主角。在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健康地发展大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大的课题。在发展大城市群的过程中，如何协调大城市群内部大城市、中小城市及农村的关系？如何在大城市群内形成大、中、小城市间优势互补的、具有集聚效应的产业链？如何发展城市群交通体系？如何调整人口移动政策和土地利用政策？如何解决产业发展和人口大规模增长带来的城市问题？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战略和政策的课题。

今天，大城市群的基本概念可以认为是多个大城市圈聚合而成的一个高密度的、关联紧密的城市空间。在这个城市空间里存在复数的大城市圈和中小城市。不同层次的城市功能在一个比较密集的空间范围内有机地相互连动，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和经济距离被高速、大量运输的交通轴所缩短。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

托夫勒在20多年前曾认为，进入信息化社会之后，人们可以住在乡村、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换，享受一种田园式的社会生活。但是现实是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并没有出现人们离开大城市的现象。这是因为信息化导致大城市在信息交流、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加。信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数字化、形式化、文字化的信息，另外一种是不能从人体分离的信息。前者可以通过因特网传送，这种高速信息传送交换反过来促使人们相互接触交换那些不能从人体分离的信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电话的普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促进了人的交通量。可以断言，网络的普及不是减少、而是将促进人流与物流的增大。工业化时代，日本工业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四大城市圈高度集中，而现在日本的信息产业正向东京大城市圈一极集中。日本的经验充分说明信息经济比工业经济的大城市取向更为强烈。

世界五大城市群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经济特征：制造业占全国的30%，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经济特征：北美制造业带，其中底特律是全球著名的汽车城。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经济特征：日本经济最发达地带，分布着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开发机构。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经济特征：英国的主要生产基地。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经济特征：一个超级城市带，其中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0座。

《经济日报》 2003年9月24日

来源：周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