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周恩来大革命时期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私自做主打掉了。那时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总是觉得过一段时间再要小孩子也不迟。后来,邓颖超来到汕头见到周恩来,把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他的丈夫。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
“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经周恩来这一顿批评,邓颖超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住地道歉。
可是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这样不走运,同时还赶上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时节,周恩来也不在身边。邓颖超此时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爱抚啊!
她也许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悬赏20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在严重的政治变故当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但他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绝对不是孤立的,广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要小超速离广州到上海来。
当时的广州在军阀陈济棠的统治之下,4月15日,也开始了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幸亏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才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交给邓颖超。
那天刚拂晓的时候,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了医院中的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了工友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
形势危急,怎么办?幸亏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仗义帮忙,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才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她们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母亲杨振德通过秘密的登报找人的办法,才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此时已经是5月1日了。
周恩来将邓颖超安排在一家日本福民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了,令周恩来和邓颖超痛悔万分——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产后又没有休息好,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很可能今后不能再怀孕了……
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这一损失是不能弥补的,可是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理想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就不再痛苦了,重逢的喜悦充溢在两人彼此的心胸,虽然形势严酷,但心中却依旧甜蜜幸福。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刚刚开过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虽然没有出席,但他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22日,刚刚来到武汉的周恩来列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25日的常委会议上,周恩来任军人部长,并决定他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斗争的形势瞬息万变,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给困境中的共产党又一次致命打击。在节节招架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以革命的武装方式来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疯狂屠杀,为死难的烈士和工农大众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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