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作为革命导师，会谈时显得居高临下。比如，听了宋庆龄对中国变化情况的说明，他说：“我所期待的不是这样的回答。”当郭沫若谈到在和平运动中应尊重民族独立的要求时，斯大林一再强调“不好”，对郭沫若谈话的口吻如：“你懂得这个道理吗？”“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郭沫若向斯大林透露：约里奥·居里表示，如果法国局势的恶化使他不能继续在那里活动的话，他就想到中国去。这样，他既可以帮助中国研究科学，又可以领导和平运动。斯大林听了这个消息，“把铅笔搁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在纸头上画”，提高声调表示反对居里离开自己的祖国、“逃亡”到中国。他认为，即使法国局势变得再坏些，居里也应该在其祖国搞和平运动，甚至像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德田球一(1894—1953)那样坐牢十几年。如此，斯大林似乎是按照一个和平运动的政治英雄来要求居里的。

其实，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首先是科学家，其次才是社会活动家。作为第二代居里夫妇，他和妻子共同研究核物理，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48年领导建成法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中国科学家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曾在他们的实验室完成了出色的研究工作。居里夫妇曾帮助中国购买书籍、仪器等研究原子能用的珍贵物品，并在1951年协助中国人将那些物品带出法国。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希望在科技、工业、教育、军事等领域得到苏联的援助。50年代初，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工业技术，与中国进行科学交流，但在提供尖端科技方面却十分谨慎。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测：斯大林并不希望西方顶尖的科学家，尤其是核物理学家到中国，帮助中国人开展尖端研究？当然，这个推测尚须得到史料的支持。

为了研究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我们在查阅部分中国科学院的历史档案时，偶然发现了1953年1月27日郭沫若口述、廖盖隆笔录的《和斯大林同志的谈话》，该档案的卷内备考表中记：“本材料系从财务档案库内清理立卷”。这份档案告诉我们：1953年1月13日晚10时到11时50分左右，斯大林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为他们做翻译的是苏联汉学家、外交官费德林。现将笔录文字整理出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