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分良成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部长、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会长、新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秘书长。

    马　挺    旅日中国学者，现在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任教，厦门大学日本研究所海外研究员。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问题研究专家。

    应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７月７日至９日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五次出席该对话会议，也是今年内胡锦涛第二次踏上日本的土地。

    对中日关系来说，2008年无疑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从中国国家主席5月初的“暖春之旅”到两国的“地震外交”、日舰来华、东海问题取得突破性共识，再到下个月包括福田首相和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来华出席奥运会，联合构成了中日关系在2008年的五大拐点。

    而应该怎么看待中日关系面临的新的历史机遇，中日双边关系发展的前景会如何？《国际先驱导报》就相关问题邀请中日两国专家来共同求解。在中日交往过程中，相互了解永远是最重要的，而对话则是实现了解的基本前提。

    中日关系今年应该说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上。

    国分良成：首先，请允许我对在5月12日四川大震灾中遇难的人们表示深切的悼念。

    你所说的日中关系的转折点，我认为可以再往前追溯，大约从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进入21世纪之初，日中关系处于低谷，世界上不少人认为日中不和是这一地区最为危险的因素。欧美的一些舆论甚至指出日中两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认为日中间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最近两年间，日中关系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改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日中两国具有自行解决地区问题的意志和能力。不仅如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对话与各种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两岸和平共处的局面正在变成现实。这一点对发展日中关系也非常重要。台湾和历史认识一向是影响战后日中关系的两大问题。应该说要完全克服这两大问题尚需时间，但是我们已开始获取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战后日中关系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后战后日中关系”。

    刘军红：首先应该看怎么理解历史性拐点。中日关系在今年出现好的迹象，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值得肯定的。现在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交往的加深，客观上也要求中日战略性互惠、政治互信、政策上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确是一个拐点。

    马挺：这次转折始于２００６年，其标志是安倍首相访华成功。为挽救濒于破裂的中日政治、外交关系，中日双方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中国高层能够及时拨乱反正，毅然决定邀请安倍首相访华，表现出了历史性的高瞻远瞩。

    胡锦涛主席５月份访日，签署了中日关系第四个文件。但这不意味着第二次转折的完成。因为这次转折是在更深层次上的转折，更带有根本性，不能企望一朝一夕就有显著效果。

    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是今年第二次到日本了，福田首相也是就任后不久就访问了中国，您如何看待中日高层频繁互访的深层意义？

    国分良成：先回顾一下1980年代的日中关系。跟现在相比，1980年代两国间的贸易、投资以及人际交流要少得多，但相互间的印象良好。那时虽然也发生过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但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着维护两国良好关系的共同的意志和认识。不仅是领导人之间，两国的民间也存在畅通无阻的沟通渠道。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目前的日中关系。两国间的贸易、投资、人际交往要大大超过过去，两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和深度。但是一旦领导人之间的密切交往被中断，那么整个日中关系就直接受其影响。庆幸的是，随着这几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跃起来，整个日中关系也重新变得牢固起来。由此可以指出，为了日中两国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停止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流。

    刘军红：去年底福田首相来访以及今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日，都是早就定下来的政治日程，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而这次胡锦涛到日本参加八国峰会，以及福田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也有很强的历史意义，是中日政治关系改善的表现，表明中日关系在向顺畅的方向发展。

    马挺：我们如果反过来省视一下，几年来，因为一个只应局限于意识形态范畴的问题发展到两国高层互不来往，而给中日两国各自及双边关系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就可以知道，自古以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和交往的邻国首脑的频繁互访，是何等重要。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通过网上聊天，就算加上视频，也不敢保证找到可靠的朋友。还是要真正见面，交谈，才能敲定。国家高层也是一样，不围桌而坐、促膝谈心，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认识对方的。

    对于中日友好民意基础的稳定性和牢固性，您有何看法？今后，如何避免迄今为止因历史问题以及相互不信任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马挺：不稳定也不牢固。这是因为“时过境迁”。时间的推移和两国文化、社会、体制的迥异，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也有根本的不同，所以，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包括历史观在内的各种观念，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有差异是必然的，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一致。当双方的年轻人开始成为主流舆论，这种差异就会影响（现在已经在影响）民意了。

    同时，如果注重正常的交流，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观，了解、理解，进而谅解对方，就有可能形成良好的民意基础。而像迄今为止有关历史问题的争论，超出了应该局限的范围，正好起到了反作用，扩大了双方的不信任。

    刘军红：民间态度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前提还是看双方的交流是不是足够充分。每一个人对中日关系理解的程度都不一样，对对方的了解也存在多样化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要求民间充分理解政府间的互动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双方加强交流。交流形式不断丰富，就可以避免一些不信任。如何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差异，并且接受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这是很重要的，不能简单地去求同。简单求同，尤其对民间求同，是不现实的。

    国分良成：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国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与日俱增。冷战时期，由于敌友分明，国内政治对外交的影响有限。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内政治对外交的影响大大增强了。日中关系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随着全球化以及各国开放政策的深入展开，国内政治和舆论在日中关系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两国国内有各种不同的主张本身无可非议，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作决策的时候，不该被那些徒有声势的极端主张或意见左右。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任何情势下都要保证领导人间的对话渠道畅通。与此同时应努力加强民间交流、尤其是青少年交流，这对巩固未来的两国关系基础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