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关键词全解读

2013年11月18日16:22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字号：T|T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国网:

赵老师，在您看来简政放权和刺激市场活力上面有怎样的关系呢？

赵锡军:

我个人认为，简政放权实际就是要让政府在引进市场主体和引进市场竞争方面，让市场有更多的可选择的权力，而政府要退出这些市场能够做的领域。比如说我比较熟悉的金融领域里，很多地方觉得我这个地方金融供应不足，竞争可能不足，有些大的机构可能在这个市场里占了主导的地位，我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要引进一些金融机构进入到这个领域里，比如民营银行、小贷公司、担保类机构、非银行机构等等。原来审批权都是比较集中的，逐步的，现在这些审批权可能下放到各级地方的管理部门，原来这个门槛都设置得比较高，逐步地要把这个门槛降低，让愿意投资这些金融机构的人能够更容易进入到这些领域里去，关键不是说在设置门槛的时候对你有多少的管理，而是后边你在提供服务的时候来更好地管理，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有些领域里头不是说政府放弃掉就完了，可能还需要一些不是政府的机构去做，但是需要社会某些机构，社会组织去做的专业性领域里头，这个政府就是要把这个权力放给专业性的机构，让它们去做改革。我想这是简政放权的很重要方面的体现。

中国网:

我们经过了35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饱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在其他方面的矛盾也就凸现出来了，比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人们对这些领域的要求也就相应地提高了。杨老师，您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社会需求结构有什么变化？社会需求结构应该怎么样去规划才能更加合理呢？

杨团:

现在中国的社会需求结构由于经济水平提高以后，它已经发生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就是说底线的公平方面，我们做得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底线以上的这种不同层级的老百姓的各种各样需求的满足现在就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像养老是个最突出的领域。老年服务中，老年人要分成不同的类别的，我们最简单的分类是，有健康的老人；有完全失能、失智，就是他不能动了，躺在床上，得靠别人伺候，或者他的脑子有问题，痴呆了；还有在这两者中间的这部分人。

现在一个比较大的社会需求结构当中没有满足的，就是关于老年人当中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也就是第一类这种比较健康的老人，他可以自己去找乐子。比如现在大街上都可以看得到，老人会自己放着音乐跳舞，他们去旅游，自己组团，哪怕你社区不提供什么老人的服务中心，也会通过他自己的校友会等等，自己去组织。

杨团:

但是第二类就是属于半失能、失智或者活动型老人，不是完全健康的老人，和第三类失能、失智的需要社会的帮助。这一类属于公共服务程度要更高的。这个怎么来进行合理地规划，对养老服务业以及中央也有文件，前几年民政部门也出了一系列的文件，但这样看起来有比较大的问题。到底养老服务业，国家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家庭和民众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按照政府应该是保基本的话，政府应该承担的是最困难的，这个最困难不光是收入，而是失能失智的老人。失能失智的老人即便收入还不错，比如说是中等收入，但他失能失智全家都要为这个老人服务，所以他的中等收入就变成了最低收入。所以，应该讲失能失智这个问题任何国家都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政府来保障的。

杨团:

但政府保障的思路怎么走？我们目前的思路是要靠建立高档的老人院和高档的老人公寓，甚至房地产商就把它当成一个房地产期货，别看我现在投资不涨，将来反正我是不会跌的。这里也要注意的，房地产商这些企业家的资源，它不光是政府的资源，也是一种社会资源，但他把这些资源都盖高楼了，但实际上门槛太高，老人进不去，房子建起来以后空房率、空床率往往50%多。这是一个错误的导向。要想解决这些老年人的服务问题，要考虑对失能、失智的老人进家里进行居家的长期照护服务；第二在社区里靠近这个家庭要建立一些公共性的长期照护的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的问题涉及到我们怎么来看待养老市场，怎么来看待养老服务业，怎么来划清政府和市场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

杨团:

在这个问题上，很重要的是我们经常很容易忽视社区的力量，很容易忽视来自公众他们自己通过自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力量。但很容易重视手上拿着大资本的企业家的力量，而且这些人常常还会和我们有一些政府部门形成一定的关联，形成一定的利益集团的结构关系。可以这么讲，要想解决好老百姓最关心的这样一类问题，我们需要在社会政策上首先要清晰，自己这一批人要面对很多种不同的意见，你要找得到什么是最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政策方向，这个就是党和政府的基本方向。

中国网:

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承载了很多希望和期待，刚才杨老师也提到了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了，怎样才能统筹好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呢？

毛寿龙:

这次谈的三中全会主要是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改革，对这些问题，应该说中央问了很多机构，而且很多机构都提交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包括地方政府在各自改革领域都已经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应该说这次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各个方面都已经基本形成的共识，而且改革方向也和“十二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和中长期规划，包括“2020发展目标”等等很多文件都是一致的，所以，它的精神一致，措施各个方面也是协商的结果。

另一方面，如何使中央的政策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厂矿，让所有各个方面都真正领会中央要简政放权的意思，而且不仅要理解各种各样的措施，还要理解它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够更好地实践三中全会的精神，这还是需要有个过程。

毛寿龙:

第一，深入学习，和各个方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

第二，有些领域的改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试点或者要进行评估，这样的改革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第三，在改革的力度方面，刚开始我们说，可以更多的争议，问政于民，问需于民，让各个方面的需要，让各个方面的政策理解，让各种各样的利益，不同的认识都能够反映出来，反映出来以后，再慢慢形成共识，这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应该说是散在到集中的过程，然后又从集中到散在的过程。

我想，改革是一个集中的一揽子的改革方案，还有具体的结点，要落实到哪些机构，落实到哪些人，要承担哪些责任，如果有些事情落实不到人，落实不到组织就需要一个时间表，由哪些机构和部门共同来参与推进改革，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与各个方面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与各个方面的认识契合在一起，一旦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有个复合的改革方案。比如说，我们看到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的时候，有些地方监管依然非常严格，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简政放权了，已经基本上放开登记了；或者刚开始很多地方有双重登记管理制度，现在可能就一家主管单位和登记单位就可以了，甚至有些地方开始来备个案就可以了，符合条件还可以争取到政府的一些支持。

毛寿龙:

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平台性组织，不登记也可以先成立起来，等慢慢发展起来再去登记；有些孵化性的组织、支持性的组织，他给一些社会组织提供财务的支持，行政的支持，办公用房的支持，还有其他的项目、金融、融资方面的支持等等。政府不仅说我要放开，让你发展，还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和支持，在服务和支持的基础上让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这样的做法不仅可以领会中央的精神和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同时也可以解决它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很多地方，地方政府说了我要支持社会组织发展，要把职能转移出去，但社会组织还没有发展起来怎么办，他还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没有简政放权，这样社会组织永远发展不起来，所以就形成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

三中全会的决定出来以后，也一样会有这样的过程，它更多的是宏观改革性的指导意见和改革的方向，但是如果要落实到一些具体事情上的话，各个政府，各个组织，各个单位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深入领会精神，同时利用各个方面的力量来推进，而不是等着中央来推动，自己看着办就行了。

中国网:

我们一直都在说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杨老师，在您看来，怎样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又让改革有实质性的突破呢？

杨团:

第一，首先在认识上，也就是说要争取大家在认识上能够取得共识，稳定是前提，但稳定应该是在改革的变化过程当中求稳定，而不能是封闭的、僵化的、走老路的方式去求稳定。这是对着政府而言的。对于公众或者对于第三部门，对社会部门，社会部门在它做创新的试验过程当中，要能够和政府部门做一定的配合，要知道政府部门，中央也是希望大家走好这条路，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和谐，所以不要和政府闹对立，而是大家合作起来，一起走好这条路。所以，各个不同的主体部门，包括非营利组织的部门，社区的部门，以及企业的部门都要和政府有一种协调共进的认识。

第二，很重要的是要有方法，要把改革分阶段，分步骤，要有比较明晰的一套计划，就像三中全会文件当中特别提到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实际就是对于理论上、方案上的总设计和我们的试点要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要结合，这是一个方法性的问题。

杨团:

第三，工具。像微博、微信等等这样一些工具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新媒介，这个新媒介把我们很多个体、组织、机构都变成了自媒体，包括微信自己去传播什么，你就是自媒体。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下，它导致互联时代出现的物物相连、人人相连，以及和信息的相连已经变成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下，怎么保持让改革和社会稳定能够形成比较平衡的格局，我觉得这方面还需要有相当的探索。但这个探索当中很重要的是，还是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是要努力在尊重群众，尊重民意，理解民心的基础上找到更好的办法，让这些工具能够更好地推动我们社会整体进步。

中国网:

腐败现象一直是被公众深恶痛绝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这次三中全会上有没有更具体的反腐败的措施呢？

毛寿龙:

这次三中全会宏观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对政府来讲，就是要加强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以及治理能力提升领域。通过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利器。

三中全会里提出一个很具体的措施，也就是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我想这个提法过去已经非常明确过，我们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有过这样的说法，但他专门提出，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过去我们一般文件里很少提权力这两个字，老百姓的权利根本不算什么，但反腐败的问题关键还是权力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用制度把权力都分散在各个岗位上，而且相互之间权力是有制衡的，这样的话，一个权力就不会过度集中到某个人身上，过去我们看到郑筱萸把药监局所有的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一个人手里，最后一份签单就卖1万元，最后卖了很多钱，我们说把一个机构全部权力集中在老总一个人手就容易出现腐败问题。这次三中全会讲制度来管权，核心的意思，和第二批巡视组派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巡视组派出去以后要检查各项制度的执行，重点监督一把手是不是存在违规作为的问题，包括是不是违规管事，是不是违规用人，是不是把这些权力随意地抓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流程。所以，用制度管权就是要把权力都放在制度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