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关键词全解读

2013年11月18日16:22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字号：T|T

关键词：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国网:

您刚才说利益集团，我想到一本叫《谁动了我的奶酪》，人在本能上都是抗拒改革和改变的。赵老师，您觉得在您熟悉的领域中，改革当中出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赵锡军:

我觉得在改革过程中间，一开始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经济体制改革里又是以价格改革为主要的核心任务。但改到现在，我们发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和价格体制改革再往前推进的话，又碰到其他改革突破的难点。比如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由于以前我们更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里的市场化，引入竞争，这样一来，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在不断地拉大的，我们怎么样突破它，完成改革，让这个社会真正能够共享改革的成果，共享改革的红利，这块分配制度的改革，可能是个很重要突破的地方。

赵锡军:

比如说与此相关联的住房制度，现在大家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大家都觉得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厉害，怎么样进行调控，让它能够真正符合我们现在居民的住房要求。比如说大家对环境的要求，也是一个在改革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前几年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上去了，但很多地方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怎么样来突破它。还有土地制度，特别是现在农村有很多居民到城里来工作和居住了，城乡之间的土地，以及和劳动力相关联的户籍这一块，这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改革要突破的话，它肯定对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你怎么样来突破它都是要解决的难点和问题。

在金融领域里头，我一直强调，我们怎么样来支持“三农”的发展，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也谈了很多年，在这个领域里头，怎么样取得突破，解决“三农”投融资问题，小微企业投融资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难点，需要做进一步突破的。

中国网:

面对改革当中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应该怎么样来考虑解决呢？

杨团:

我自己觉得改革走到今天可能最难的问题是共识，也就是说大家对改革的共识，不能单打一，我们要综合起来，要整体地考虑，但是到底这个改怎么个改法，这里头就众说纷纭了，没有共识了。可以说对每一项改革，比如说土地、住房、“三农”、医疗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认识。如果在各种看法和认识当中没办法能形成共识的时候，我觉得所谓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法律或者政策的阻碍，还有改革的一些步骤和方法都比较难。所以，早期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相对来讲比较顺，是因为比较有共识，而且解决的方式相对讲也比较有共识。

杨团:

就拿农村来讲，当时都觉得人民公社导致老百姓只能一天只赚几分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知青也是到了农村去，其实和流放差不多。当时对于小岗村的改革，包产到户，自己干了，对这个其实当时虽然也是有一段反对意见，但是当它取得不错成效的时候就迅速取得共识了，因为原有的那套体制和制度到底了，今天农村这么做显然是不行，早在2006年就开始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说农民要组织起来，但农民怎么组织，是单一经济类的，有人种水稻就搞水稻合作社，有人种棉花就搞棉花合作社，这种单一的合作社吗？还是合作社规模就像现在一样，五六户就组一个合作社，目前已经达到82—83万个合作社了，但实际农户、农民进入合作社的比例是很低的，没有到一半。

杨团:

我们搞“资本下乡”，用各种方式，政府把钱给大户，把资本给合作社，给公司，希望把这个合作社拉起来，其实现在有非常多不同的走法，我带着一个团队走了十年，我们倡导的是走综合路线，借鉴日韩经验，同时从我们国家的经验，找到这个合作组织建设在乡镇的基础上，既有农产品营销，又有金融，又有农业的技术推广，还有老人、妇女、小孩的社会文化服务，它是综合性组织，这个思想到现在没有共识，但我们已经走了十年了。

恰恰就在这一年，我们这个思路现在开始得到一些包括高层领导在往这方面探索，所以我是觉得十八大以来，国家为了找到改革的出路，高层有一批人真的是花了心思在努力的。这中间，比如说像农村这种问题，如果不能取得共识，如果现在这个政策是五花八门，经常是互相打架的，往哪里去改都不知道，这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以为，最大的难点是对重大问题能不能有共识，就是走一条什么道路。

毛寿龙:

应该还是有很多地方的。比如我们看到最近正在推进的地方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这些方案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城市政府本身权力都在扩大，尤其是县级市。我们过去省里面管市，市里面管县，现在很多省推出了省直接管县的制度，这样就跳过了中间层，中间层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的、地级市的做法，城市再去管城市，两个城市相当于自己的两套班子在管，所以，这个方面是简政放权。

像铁道部。铁道部一旦变成公司以后，它实际上还是很集中的，现在正在推进，要让它分成区域性的铁路公司，还要让区域性的铁路公司以及一些路段等等慢慢地放权，让它有一定的决策权，这样就可以让很多社会力量参与，我看到很多人说社会力量参与铁路建设当中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但因为我们铁道部本身由于权力比较集中，所以决策权、经营权各种各样的权力，即使是出资人，最后都没有这个权力，而且他也不分红，也不是上市公司可以买卖，可以升值，也不能作为股权人可以做出投资和决策，这样的话铁道部说以后铁路公司要改革，再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你一定要吸收更多社会资金进来，但不给人权，不往下放权，基层的铁路公司本身都没有什么权力，这个领域要做起来也非常非常困难。

毛寿龙:

包括还有其他项目的审批权，我看到一家太阳能公司，它的厂房上面的太阳能电路板好像就9.9厘米大，大概是这么个数字。我说你为什么只搞这么大的电路板，不搞再大一点呢？他说再大就要到中央来审批了，就差1毫米就可以地方审批，但我的权限只能这么一点审批的路子。那个审批他拿不到，只能做地方的审批。所以，我们很多审批权太集中，使得很多企业生产决策权变了样，牺牲很多商机，也增加了很多生产成本。

包括身份证已经授权给地方了，为什么不能异地办呢？现在都是联网的。包括护照，我是北漂的，但我家在广东，我每次回国都必须到广东办护照，还要在广东办签证，美国也搞不清楚你是哪里的，为什么不可以在北京办呢？所以你有要收权，再重新授权，我想这个权力应该是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应该是地方政府的权力，但地方政府是帮中央政府来办理。所以，简政放权不仅是把一些政府的组织、人员精简掉，也不是把权力完全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它还是集中大家一起来办事情的权力。

毛寿龙:

所以，在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方面，政府和中介组织关系方面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政府很多职能都要交给社会组织去做，也要交给企业去做，让企业自己来决定，让社会组织自己来决定，让地方政府自己来决定。

也包括我们小区很多事情，政府不应该管得太多，比如业委会的备案权都相当于变成审批权了，业主委员会成立业主大会，又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最后没有政府的备案他没法做事情，这完全倒置了，业主委员会自己成立个业委会，到政府这个地方备案，说明我们已经做好了，但我们说不来备案就不许开业主大会和业委会，他都没有运作起来你怎么来备案，你不让备案他运作不了，就成了一个死结。

毛寿龙:

我们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包括投资审批权，多大的项目中央审批，多小的项目地方审批，最后有些地方只好把一个大项目变成几个小项目，然后自己来解决，但又变成了一个违规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审批完了以后这个公司也做得非常好。还有一些楼宇广告这些东西完全是小区自己可以做决定的，或者是业主可以做决定的，比如看到楼顶有些绿化设施，对城市绿化非常好，吸收PM2.5也非常好，但是因为没有经过审批，就变成了违章建筑，这种违章建筑实际上是绿化性质的，不见得是破坏环境的，而是对环境有利的。

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经过政府的审批，老百姓自己又没有决策权，一旦决策以后变成违章，你把它纠正以后反而对整个社会不利，这样的事情我想应该都是简政放权很重要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