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方杰

近日，湖南省耒阳市教育局一日签发167份调令，将大批农村教师调往市区学校任教，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目前，涉及此事的耒阳市教育局局长王宗江已被衡阳市纪委双规。（5月24日《环球时报》）

其实不必对167份调令大惊小怪，也不必对教育局个别领导有贪腐行为惊诧莫名，当某一现象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性存在时，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湖南耒阳教育局出现“集体调动”也是如此，如果不是集体调动放大了此事的轰动效应，167名教师依然会悄然脱离农村，回到他们向往的城市。

对他们来说，回到城市就意味着可以和家人团聚，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展现自我的机会，这是一个人再正常不过的诉求。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真正应该让我们警惕的，不是简单的教育公平问题，而是城乡教育“贫富悬殊”加大后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

收入贫富差距必将带来教育贫富悬殊，如果说收入贫富悬殊可以通过“经济杠杆”来调节，而教育贫富悬殊关系到“一代人”，则需要社会综合调节。

我国目前有3亿多农民工，对25到40岁这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本身已经是教育不公的受害者，随着城乡教育悬殊的加大，必然会加剧“穷二代”的产生。

在热衷于关注“富二代”诸如“征婚”、“飙车”等花边新闻的时代，人们对以农民工和低收入人群子女为主的“穷二代”教育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很冷漠。

经济贫困加上精神贫瘠，必将会使“穷二代”子弟们陷入恶性循环的魔咒。多年以后，“市井”还是“市井”，“樵夫”还是“樵夫”，社会阶层仍然难以融合，不能首先解决教育“贫富差距”问题，城市化进程也必然会成为泡影。

农村教育得不到改善，也会加剧城乡贫富悬殊。只有农夫身手，没有科学头脑，缺乏改造社会精神，农村必然会越来越穷，意识会越来越落后，两极分化自然就越来越大，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农村教育搞不好，必然会使整体的国民素质教育受挫。谁能说农村教师的教鞭下就没有瓦特、爱迪生、牛顿、钱学森呢？但问题的关键是，总得有人把他们带入知识的殿堂吧？

湖南耒阳167名教师集体进城，只是中国乡村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乡村并不鲜见。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在制度设计上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合理分配教育资源，适当向农村倾斜；在现实基础上促使“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价值观的回归；鼓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志愿者立足未来，扎根乡村教育。这才是国家之幸，民族之本。